作家贝拉《上海骊歌：时代拐角的告别》百万浏览引发华语世界共鸣

岁末之际，一部兼具文学厚度、思想锋芒与时代情感的连载散文，在华语世界持续发酵。作家贝拉发表于“华人头条”的连载作品《上海骊歌：时代拐角的告别》，数篇文章累计点击量已突破百万，引发海内外读者广泛关注与深度讨论。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上海的个人记忆书写，更是一部关于时代、灵魂与世界走向的文学文本。评论界普遍认为，《上海骊歌》以高度成熟的语言意识和跨文明视野，重新打开了“城市文学”的精神维度，使上海不再只是地域意义上的城市，而成为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一处思想坐标。

从私人记忆到时代精神：从个体命运到哲学隐喻，一座城市的内在史作为年少离开上海、长期旅居海外的女作家，贝拉与故乡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既疏离又深刻的精神联系。在《上海骊歌》中，她以外婆、外公、父辈、姨婆等私人记忆为线索，将旧上海的文化气质、精神谱系与个人成长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部极具史诗意味的“城市内在史”。

作品中的上海，不是被消费的符号，也不是怀旧的布景，而是一座具有灵魂深度的城市：它懂得克制，尊重时间；它相信艺术、记忆与人的尊严；它允许离散，却不轻易遗忘。

贝拉在文本中反复书写“告别”——对旧时代的告别、对青春的告别、对确定性的告别。但这种告别并不悲情，而更接近一首缓慢、低声的骊歌：唱给那些曾经爱过这座城市、又被时代推向远方的人。

她为退潮的时光保留尊严。在当下高速、碎片化的传播环境中，《上海骊歌》的成功被视为一种“逆流而行”的文学现象。作品拒绝流量写作的即时快感，以高度自觉的文学结构、音乐性的语言节奏和哲学化的叙事视角，持续构建一个“慢时间”的精神空间。

贝拉在文中所展现的，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清醒的人道主义立场：
在时代巨变中，如何保存个体的尊严；
在文明碰撞中，如何修复灵魂的裂痕；
在命运无常中，如何为人性留下退路。

正如一位读者所言，《上海骊歌》所书写的，是“被速度甩在身后的价值”，而文学，正是在此刻重新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世界视野与前沿思想：一位作家的精神坐标

值得关注的是，贝拉并非仅以文学创作受到关注。她因其在人道主义、音乐—文学—宇宙论交叉领域的前沿思想探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前沿思想家之一。这一评价，使她的写作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思想语境之中。

在《上海骊歌》中，读者能够清晰感受到这种跨学科、跨文明的思想背景：文学不再只是叙事工具，而成为连接历史、艺术、哲学与命运的一种“精神装置”。上海，也因此被重新书写为一座“带着世界上路”的城市。

一首写给离散者的骊歌

《上海骊歌：时代拐角的告别》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或许正因为它触及了当代人最深层的情感经验——离开、漂泊、记忆与身份的重建。
它写给那些走得很远的人，也写给那些仍在原地却感到时代已然远去的人。

在贝拉的文字中，上海始终沉默，却无所不知；
她站在时间的拐角处，
为每一个曾经爱过、又不得不告别的人，
低声唱完那支骊歌。

而文学，正是在这低声之中，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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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曾讲：“侬像是从旧上海醒来的小囡。”因为我小时候爱美，总偷偷拿外婆年轻时代的旗袍与绣花衣裳穿在身上。 

我记忆里的童年，不是满地跑跳的嬉闹，而是靠在藤椅边，静静依偎在外公身畔，听他低声慢调讲故事中长大的。
《昭君出塞》《三国演义》《水浒传》……他一张嘴，仿佛那些历史人物便一个个鲜活地向我走来…… 

六七岁那年，我爸从部队医院转回上海。记得那是一个梧桐呜呜作响的午后，家里的一张旧唱片“嗞啦嗞啦”响，音乐在空气里摇曳，像洒落的光影，我看见很多小孩都一路跟在他身后，我爸穿着军官的制服、戴着大盖帽，超级神气…… 

父亲有两只樟木箱，装满了世界名著。平时锁得紧紧的，每年出了黄梅雨季才会打开来，放在阳光下晒。我从十来岁开始就一直偷看里面的书——那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私奔”，奔向一个叫“世界文学”的地方。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雨果的《悲惨世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好多字句我不大懂，却像被梦拖进去，一直走，一直走。 

有次我爸撞见我抱着书发呆，他皱起眉毛：“这些书侬看得懂伐？”
我小声回：“看不太懂，但是欢喜看。”他愣了半晌，叹口气：“那就悄悄看吧，多看几遍就会明白了。” 

在学校，我是异类。经常抄写英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跟着小收音机学英式口音。
有同学冷笑：“侬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我连头都没抬一下，心里暗暗回了一句：“你的人生就是从小土鳖到老土鳖的过程。” 

我的父母并没教我怎样做个听话的小姑娘，他们只让我做一个心灵自由的人。 我有个姨婆，住在西藏路靠近福州路的一幢老房子里。她年轻时是沪上贵妇，嫁给了洋行行长，后来经历的种种运动也没少吃苦，但她极为坚强乐观与浪漫。八十年代出国前，我跟着母亲去看她。她从樟木箱里翻出一条条英国制造的羊毛围巾要送给我，每条都像还在呼吸着那个时代的空气。她坐在小圆镜前抹口红，嘴里讲的却总是“以前”的故事。 

“晓得伐，囡囡，老底子老克勒看女人，先看肚皮里有伐有墨水的，女人味道足伐？”她笑着说。 

我不懂，追问：“啥叫味道啊？”
 “不是光会嗲，也不是光靠身段。要懂得浪漫情调，要会得讲英文。从精神上征服男小丸老重要的，否则肉体的热情会冷脱了……” 

姨婆那天说了很多，我听进去的只有女孩的魅力靠外表与身材是不够的。那天姨婆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故事书给了我……多年后我才晓得，姨婆从小到大就追求自由，爱看世界文学名著、她是旧时代悄悄生出的野草，热烈却倔强。 

其实上海是半个世界的缩影。它养出两种人：一种是被城市驯化；另一种，是把城市融入灵魂。

我笔下的上海故事，不是弄堂柴米油盐，不是小情小爱。我写离散与跨文明修复、写灵魂与命运的碰撞，写苦难与人性救赎。我始终拥抱的，是那片退潮的时光。
 

记忆中的大光明电影院最后一帧黑白字幕，一家永远不开门的法文书店……我记得这些无人记得的事。有一次我一个人从电影院出来，旁边一位老阿姨问我：“小姑娘，侬为啥也欢喜看老电影啊！” 

“老电影有味道。” 

我不像在七八十年代长大的，我是三四十年代回响的余音；我也不像上海土生土长的人，从小我的绰号就是“外国人”；但留过东洋又留过西洋的上海人才是真正的上海人。 

我在文学里圆上海梦，寻上海魂。我始终相信真正的上海文学，是带着世界上路的。小情小调、弄堂文化只呈现上海小市民风情。 

我从小世界名著看多了，对现实中的平凡的爱情很难投入，我甚至都没真正初恋过，却成为好几个男孩的初恋。情窦初开那几年，我没有少写情书，但最后发现其实全是写给自己的，那些少年根本配不上我丰富的精神世界。 

爱情，是上海的烟火，绚烂、短促、喧哗而易散。 

“侬为啥老要逃？”有男孩红着脸问过我。
我笑笑：“不是逃，我是在找路。” 

我渴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痴狂，是雨果笔下燃烧的灵与肉。是“明知道要毁灭，也要走过去”的勇气，是“我愿意陪你失控”的赤诚。
可上海教人的，是体面：理智地生存，失望中依旧微笑，告别时淡淡一句“祝侬幸福”，声气不颤。 

有时夜深，我会梦见外公外婆家的老弄堂，露台上晒着的衣裳，滴水声一下一下敲在水泥地上，远远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卖赤豆棒冰绿豆棒冰呦，四分洋佃一根……”小囡们追着叫嚷，鞋底在石板路上啪啪响。梧桐叶在风里沙沙落下，像在写一首无人朗诵的童谣。 

故乡儿时的声音渐渐远去，我从梦里醒来……上海，早已不在原处。可我晓得，她始终在我心里——像一支骊歌，唱到最后，只有我还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