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法之维与根植厚土——陈忠德主任谈（互联网立法与中国法制的历史渊源及时代演进）

当第一根网线跨越太平洋，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时，一场数字革命悄然拉开序幕。这场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场深刻的法律挑战与社会变革。在东方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个延续千年的法律体系，正面临着一片崭新而未知的虚拟疆域。互联网立法与中国传统法制的相遇，既是古今法律的对话，也是中西方治理理念的交汇，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

根植厚土：中国法制的历史积淀与思想资源

欲明互联网立法之源，必先溯中国法制之流。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源远流长，自《法经》至《大清律例》，形成了独特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理智慧。这种"法"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规则，而是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伦理秩序与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中华法系的核心，不仅在于定分止争，更在于"寓教于刑"，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教化与秩序构建。

近现代以来，中国法制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的艰难转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探索中前行，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这些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构成了互联网立法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底色，即在秩序与活力，安全与发展，国家治理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符合国情的平衡点。

破浪而来：互联网浪潮下的法律回应与早期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涌入中国。面对这片"新疆域",初期的法律应对是零散而实用的。这一阶段的立法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问题驱动"特征，

最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等法规，核心目标是保障网络物理安全与可控接入，防止有害信息渗透，体现了对新兴技术领域"先立规矩，再图发展"的审慎态度。

内容与信息安全：随着BBS，门户网站的兴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应运而生，确立了"谁运营，谁负责"的基本责任框架，将传统媒体内容管理的部分逻辑延伸至网络空间，尝试在虚拟世界构建基本的言论与信息秩序。

权益与民事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首次在立法层面明确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为处理网络侵权，犯罪等问题提供了初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开始尝试将著作权，名誉权等传统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覆盖至网络环境。

这一时期的探索虽显稚嫩，却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国法制开始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将现实世界的法律原则进行创造性转化，尝试适用于虚拟空间。立法逻辑呈现出从"物理管控"到"内容治理"，从"安全管理"到"权益保护"的渐进脉络，体现了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积累经验的务实精神。

系统建构：法律体系的完善与治理理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互联网经历了爆炸式增长，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深度交融。原有的零散立法已不足以应对平台垄断，数据泄露，算法歧视，网络犯罪等复杂挑战。立法活动从"补丁式"回应转向"体系化"建构，治理理念也日趋清晰和成熟。

里程碑立法涌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的出台为标志，中国互联网立法进入系统性建构的新阶段。该法首次以基本法律形式明确了网络主权原则，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核心内容，构筑了国家网络安全的法治基石。《电子商务法》(2018年)规范了数字经济的基础交易行为，《民法典》(2020年)则系统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等民事基本制度，完成了互联网民事关系的顶层设计。

核心治理理念成型：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理念"依法治网，以德润网，技术管网，综合治网"愈发成熟。"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成为社会共识，强调法律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道德要求与法律规制相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内容审核与犯罪侦查；政府监管，平台自治，行业自律，网民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初步形成。

针对超级平台的立法与监管成为重中之重。《反垄断法》的修订及配套规章强化了对平台经济领域"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的规制；《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旨在将算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技术滥用。这些立法努力，旨在引导平台从野蛮生长的"市场征服者"回归到负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企业"角色。

在全球层面，中国的互联网立法既是内向的治理工程，也日益成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的提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都体现了中国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塑造者的转变，试图将自身实践中形成的"安全与发展并重","主权与共治兼顾"等理念推向国际讨论，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东方思路。

源流与创新：历史传统与时代征的深层互动

纵观中国互联网立法几十年的历程，其与中国法制历史传统的深层互动清晰可辨：

秩序本位与动态平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高度重视秩序与稳定。互联网立法始终将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突出位置，各类"清朗"行动延续了"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思维。然而，这种秩序追求并非僵化封闭，而是始终与"发展是硬道理"的动态平衡相结合。从早期为产业发展"开绿灯",到如今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立法始终在秩序规范与活力激发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

国家主导与社会协同：与西方部分国家强调市场自我调节，行业自律不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延续了"政府主导"的强国家传统。法律法规的制定，重大治理行动的推进，政府都发挥着关键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但同时，"枫桥经验"等传统社会治理智慧被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体现了古代"官民共治"思想的现代演绎。

实用理性与前瞻布局：中国互联网立法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问题出现后迅速响应，通过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灵活性高的形式先行先试，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这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方法论。同时，面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立法又展现出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发布伦理指南，开展立法研究等方式提前布局，避免技术失控。

伦理融入与技术赋能："德主刑辅"的传统使得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从未将法律视为唯一工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明确要求融入网络内容建设，算法伦理，科技向善等倡议体现了用道德教化弥补法律刚性的努力。另一方面，"技术管网"又展现了法家"法，术，势"结合的思想，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最新技术提升法律执行效率，实现"以术行法".

中国的互联网立法，是一场持续进行，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它并非简单地将传统法律条文"复制粘贴"到网络空间，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数字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它根植于中华法系重视秩序，强调伦理，国家主导的历史土壤，又回应了数字时代权利觉醒，技术迭代，全球互联的全新挑战。

从早期"跟着跑"的应急管理，到如今"领着跑"的系统建构与规则塑造，中国正试图走出一条兼顾安全与发展，秩序与活力，主权与开放的网络空间法治道路。这条道路仍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其成效最终需要由亿万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