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的“生态学”：从参天大树到物种竞争的成长启示

文|杜太超

漫步原始森林，总会被那些需数人合抱的参天古木所震撼。它们并非出自精心修剪的园林，而是生长于自由野蛮的野外——那里风雨无常、物种竞争、环境更迭。有趣的是，观察中国医学界名医的诞生与成长，竟与这样的生态法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真正的医学大家，往往不是温室里的盆景，而是历经环境选择与跨界杂交后，自然“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首先，正如“参天大树都在长在自由生长的野外”，精致规整的环境难以孕育真正的大家。回顾中国近现代医学史，那些奠基性的名医——如林巧稚、裘法祖、吴阶平等——他们的成长轨迹都非一路坦途。战争、社会动荡、资源匮乏，反而锤炼了他们应对复杂临床问题的能力与悲天悯人的医者情怀。反观当下，许多医学生从进入医学院起，便被纳入一条高度标准化的培养流水线：统一的教材、标准的考核、规培的固定轮转。这种“精致化”培养模式虽保障了基本质量，却也可能无形中修剪了那些旁逸斜出的“枝丫，而创新与突破，往往正蕴藏在这些非常规的思维与路径之中。

其次，“物种的竞争与杂交出优势”的哲理在医学人才培养上尤为关键。生物学告诉我们，近亲繁殖导致退化，远缘杂交带来优势。医学作为一门融合自然科学、人文关怀与实践艺术的综合性学科，其进步尤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基因”交流。建国初期许多名医，正得益于这种“杂交优势”：他们或有深厚国学根基，再研习西方医学；或留学海外，融汇不同医学流派之长；或在临床与科研、内科与外科等多领域间穿梭自如。这种知识的“杂交”与碰撞，催生了独特的诊疗智慧与学术思想。然而，当下国内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本系的无限制传播”现象：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师门代代相承、学术观点单一）、机构间的人才流动壁垒、医学与其他学科（如工程、数据科学、心理学）的融通不足，这些都可能限制医学“物种”的进化活力。

再者，“任何真正的人才经得起环境更替的选择”。医学领域的环境更替迅猛异常：疾病谱从传染病为主转向慢性病、老龄化相关疾病；技术环境从听诊器、X光迈向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医疗模式也从纯生物医学转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模式。能在这样的巨变中始终保持领先、甚至引领潮流的医者，必然是那些根基深厚、适应力强、持续学习的“适者”。他们不仅掌握扎实的经典知识与技能，更拥有快速学习新知识、整合新工具、应对新挑战的“可塑性”。这种素质，绝非单纯通过考试和发表论文所能获得，它需要在多变、甚至带有些许“压力”的真实世界环境中长期历练而成。

尤为显著的是，“建国以来的顶尖名医都是跨越边界的发展成才成名”。他们几乎无人是“画地为牢”的专家。裘法祖院士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其成就远远超越普外科范畴，在外科教育、医学人文、医院管理等领域均有建树；钟南山院士在呼吸病学领域的权威地位，与他历经不同时代、应对不同疫情（从SARS到COVID-19）的丰富实践密不可分，其影响力早已超出医学技术本身，涉及公共卫生决策、科学传播等多个层面。这种“跨越边界”，既是专业领域的拓展，也是社会角色与影响力的跨越。

反观现状，“国内很多医院和医学院校人才交流太少，顶尖名家乏善可陈”的忧虑不无道理。当人才被编制、单位所有制、学术山头、评价体系过度绑定，流动便趋于停滞。缺乏充分竞争与交流的“池塘”，难以激起思想的活水，也难以让真正的大鱼在更广阔的海洋中历练成长。提倡良性的“物种竞争”与“人才自然竞争”，意味着要打破不必要的壁垒，建立更加开放、流动、以真才实学为评价核心的学术与职业市场。让医者能够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的国家间，为了追求更好的成长机会与更大的学术贡献而自由流动；让不同的学术思想、诊疗流派、管理模式能够同台竞技，优胜劣汰。

参天大树的长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单一条件所致。它需要合适的种子（天赋与初心），需要自由而充满挑战的土壤（开放而严苛的环境），需要风雨阳光的洗礼（竞争与机遇），更需要漫长的岁月（持续的努力与积淀）。名医的诞生，亦是如此。唯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片“森林”的生态法则，并据此去改造我们的培养土壤与竞争环境，才有望在未来，见证更多根深叶茂、福泽众生的医学参天大树的自然崛起。

2026年2月17日晚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