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与政治经济学：——陈忠德主任谈（权力、资本与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变革）

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以来，已从一种技术工具演变为当代社会的基础性架构。它重塑了生产方式、流通渠道、消费模式乃至政治参与的形式。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深深嵌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权力、资本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框架，为我们理解互联网的本质提供了关键视角。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与政治经济学的交织关系，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平台经济的垄断逻辑、数字劳动的新形态，以及国家在数字时代中的角色转型，进而揭示互联网发展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机制。

数字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到平台资本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及阶级关系的演变。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工厂、机器和土地；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

数据成为核心的生产资料。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和网络效应等独特属性。大型科技平台通过免费服务换取用户数据，将数据转化为可被算法处理的资源，进而实现价值创造。谷歌、Meta、亚马逊等企业之所以能够形成垄断地位，关键在于它们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并建立了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服务提供，而是一种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占有和对数据生产过程的控制。

数字资本主义呈现高度垄断化的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垄断的趋势，这一规律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互联网经济中的“赢者通吃”效应、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使得少数平台在搜索、社交、电商、云计算等关键领域形成了近乎垄断的格局。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控制定价权、挤压竞争者生存空间，更体现在认知层面——塑造信息环境、定义公共议程。垄断平台成为事实上的“私人管家”，行使着传统上属于公共机构的规制权力。

平台经济：基础设施私有化与权力失衡

平台经济的兴起是互联网时代最显著的经济现象。平台并非中立的连接者，而是具有特定政治经济逻辑的治理结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平台经济带来了两个根本性问题：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与权力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平台将数字基础设施私有化。搜索、社交、支付、物流等原本可以以公共产品形式存在的基础服务，被整合进私人平台的封闭生态中。平台通过协议、算法和接口控制着用户、商家与开发者之间的交互规则。这种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意味着，平台所有者获得了制定规则、分配资源和行使制裁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缺乏民主问责机制。当一家私营企业可以决定哪些内容可见、哪些商家可以获得流量、哪些应用可以接入其生态时，它实际上行使了准公共权力。

另一方面，平台重构了价值分配格局。在传统产业链中，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相对透明；而在平台生态中，平台通过算法匹配、流量分配和定价机制，深度介入价值分配过程。以共享经济为例，平台将自身定位为技术中介，却实质上控制着劳动过程、定价标准和收入分配。零工劳动者被剥夺了雇员身份所附带的保障，却要接受平台近乎全面的管理和控制。这种“算法管理”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控制方式，也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集中体现。

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的新形态与剥削的隐性化

政治经济学传统高度重视劳动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价值创造与价值占有之间的张力并未消失，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呈现。

数字劳动的概念已远远超出传统雇佣劳动的范畴。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活动，即用户在消费内容的同时也在生产数据、创造内容。每次搜索、每次点赞、每次浏览都在为平台贡献数据资产，这种劳动是无偿的、持续性的，但创造的价值被平台无偿占有。其二，零工经济中的按需劳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在算法调度下从事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劳动，但劳动关系被重构为“独立承包商”关系，规避了雇主义务。其

内容创作者的知识劳动，YouTube博主、公众号作者、直播主播等在平台生态中创造文化内容，但收入高度依赖平台算法和分成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劳动的剥削机制呈现出分散化、隐蔽化和内卷化的特征。传统工厂中劳资对立的空间是集中的、可见的；而数字劳动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模糊，用户在“玩乐”中完成价值创造。平台通过游戏化机制、积分系统和即时反馈，激发用户的参与热情，使劳动过程获得了自主性和愉悦感的外衣。这种“自愿性顺从”恰恰是数字时代权力运作的典型特征——统治不再主要依靠外部强制，而是通过对欲望和情感的塑造来实现。

国家与互联网：从监管者到共建者

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的角色经历了显著变化。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了政策取向，强调“互联网的自由”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国家被定位为不干预的旁观者。这种政策环境为科技巨头的快速扩张提供了空间。然而，随着平台权力的过度膨胀以及假新闻、数据隐私、垄断等问题的凸显，国家开始重新介入。

当前，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呈现出复合形态。一方面，国家作为监管者，试图约束平台权力。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中国的反垄断监管和算法备案制度、美国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都标志着国家从“不干预”转向“强监管”。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数字主权的捍卫者。数字主权概念的兴起表明，国家将云计算、芯片、操作系统等视为战略资源，力求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数字鸿沟与全球不平等：中心-边缘结构的延续

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互联网并未消除不平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不平等的形态。传统依附理论所揭示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数字时代以新的形式延续。

数字鸿沟已从最初的接入鸿沟演变为多层次的复合鸿沟。在接入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仍存在基础设施差距；在技能层面，数字素养的差异影响着不同群体利用数字机会的能力；在收益分配层面，全球数字经济的价值高度集中于硅谷、北京、深圳等少数创新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扮演数据资源提供者和数字产品消费者的角色。

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殖民主义”的隐忧。大型科技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资源输送到总部所在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洼地进行价值提取。数据本地化政策、数字服务税等国家层面的反制措施，折射出数字时代全球财富分配与权力博弈的新态势。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不仅在于揭示现状，更在于探索替代性可能。互联网的技术架构本身就蕴含着去中心化、开放协作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商业化浪潮中被边缘化，但并未消失。

对平台合作主义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思路。合作社模式的平台、开源社区、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等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服务于公共价值而非私人利润。维基百科作为全球最大的知识平台，由志愿者维护而非资本驱动；许多城市正在探索公共数字身份系统和开放数据平台，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公共治理范畴。

这些实践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并非技术决定，而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平台是私有还是共有，算法是为利润最大化还是为公共利益服务，数据是作为商品还是作为共同资源，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和政治选择。

互联网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权力关系和价值分配机制的场域。平台垄断、数据剥削、劳动异化、数字鸿沟等现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和变形。理解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分析，更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它揭示资本逻辑如何塑造技术发展轨迹，以及技术表面中性背后隐藏的支配关系。

同时，政治经济学的想象力也在于打开变革的可能性空间。互联网的未来不是被预先决定的。技术路线的选择、制度设计的安排、公共力量的介入，都可能将互联网引向更加公平、民主、可持续的方向。在数字时代重拾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既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改变世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