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今年诺奖预测提名作家贝拉哲学长篇《万仁赞》召唤“仁”之回归

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上海副市长赵启正教授高度赞誉作家贝拉文学作品；他说：“上海土生土长的女儿贝拉以 “上海三部曲”的文学笔触挖掘了伴随着黄浦江潮声的历史脉络，助力海内外读者跨越文化障碍，重新凝视了 “海纳百川”的上海灵魂。

三部曲之一就是交响曲结构的长篇哲学小说《万仁赞》。一个法官的名字叫万仁赞。名字里有一个“仁”字。小说却用整整一部书，让这个字缺席。一处属于外籍青年的房产被无辜卷入租客案件。产权存在，支付流水存在，房子的主人也存在。然而在决定其财产命运的过程中，他完全蒙在鼓里不知情，也没有获得陈述、申辩和救济的机会。房产被查封、处置，屋内的物品随之失去原来的秩序，而真正的产权人仿佛从程序里被擦去了。奇怪的是，一切仍然可以继续。法院还在那里，法袍还在那里，卷宗还在那里，裁决仍然可以落到纸上……

这是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新长篇《万仁赞》最令人不安的真相。它没有把荒诞写成异常，相反，它让荒诞拥有一种近乎日常的外表：门照常打开，文件照常翻动，人照常说话，一切都有名称、有职位、有格式。真正缺失的，是整个法律。也正是在这里，《万仁赞》与卡夫卡一个世纪以前的《审判》发生了相遇。但它们没有走向同一个地方。

贝拉写了二十多年声音。钢琴、弦乐、人的歌声、战争年代没有完全消失的音乐，以及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通过记忆重新发出的声音。从《魔咒钢琴》开始，音乐便不是她小说里的背景，它更接近一种保存记忆的方式：城市可以毁坏，家庭可以离散，一个时代可以结束，但某个旋律仍然可能穿过时间，把已经失去的人重新带回活着的人身边。

贝拉持续二十余年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因此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历史题材写作。她当然写战争，写逃亡，写上海，写那些从欧洲来到东方的犹太难民。但战争在她文学中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枪声本身。战争更像一场极端实验：它突然拿走文明平日赖以维持自己的规则，然后迫使每一个普通人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当文明崩塌的时候，人还能不能救另一个人？

这个问题从《魔咒钢琴》一直延伸到《特莱布家的夜玫瑰》。到了后者，战争甚至开始退到人物身后。历史变成一扇门、一张椅子、一个孩子的目光、一个男人被带走时留下的背影、一封多年以后仍然没有被丢弃的信、一个家庭离开上海时锁上的箱子。贝拉越来越少让历史自己讲话，而让物来承担历史。真正巨大的灾难，最终往往只在人类生活中留下非常小的东西：一个地址，一张照片，一句没有说完的话，或者一个活下来的人，在八十岁以后忽然想起童年窗户里的光。战争过去了。记忆没有。

王宁、尚必武、叶舒宪、陈俊松等比较文学学者此前对贝拉创作的关注，将其置于世界文学、跨文化书写、流散经验以及战争记忆等讨论之中。这样的学术坐标提供了一种理解贝拉早期创作的方法：她所书写的上海，并不只是中国城市史中的上海，也是二十世纪全球流亡史中的上海。但如果今天仍然只把她定义为“书写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家”，已经很难解释她后来所做的事情。

因为她用了多年时间，转向了一项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写作——《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组诗》。从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经典出发，以交响曲、歌剧和音乐剧的意识重新进入作品，这项庞大的写作计划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一百部”这个数字，而是一个动作：听。

贝拉逐渐把阅读变成聆听。人物成为声部，意象成为主题动机，记忆反复出现，如同变奏；两个彼此冲突的人物可以像两条旋律一样同时存在，而不必由其中一个消灭另一个。甚至沉默也获得了结构，它成为休止符。于是，她后来提出的“音乐文学宇宙论”，才开始超出理论名称本身。如果这个概念最终具有文学价值，它不会因为名字宏大而成立，它只能由作品证明：小说是否真的能够像音乐一样，使彼此矛盾的声音同时存在？文学是否能够让一种文明听见另一种文明？一个人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声音之外，承认另一个声音也拥有存在的理由？

音乐由此不再只是美学，它开始接近伦理。因为真正的复调意味着一件极其简单、也极其困难的事情：当我的声音存在时，你的声音不必消失。

到了《万仁赞》，贝拉写了二十多年的“声音”，忽然遭遇了它的反面——沉默。不是诗意的沉默，而是一个人没有被听见。这可能是理解《万仁赞》最重要的入口。产权证据存在，支付记录存在，身份存在，房屋存在，真正的产权人也存在。但按照小说所建立的世界，在决定其财产命运的程序中，他作为权利主体的声音却没有真正抵达裁决。

于是发生了一种比“证据消失”更加现代的荒诞：事实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事实抵达裁决的道路。

这使《万仁赞》突然与贝拉此前所有关于音乐的写作连接起来。如果音乐意味着聆听不同声部，那么正当程序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承担着相似的文明功能：它必须允许受到决定影响的人进入语言、进入事实、进入辩论，最终进入决定本身。可是《万仁赞》所书写的恰恰是这种聆听的失败。一个声音被拿走了，其他一切仍然存在。法庭甚至因此显得更加安静。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喧闹，而是秩序井然。一个人失去了声音，但法庭仍然存在；卷宗仍然存在；程序的词汇仍然存在；裁决仍然可以写出来。一切似乎都在运行，唯独那个人不在。

这才是《万仁赞》与卡夫卡真正相遇的地方。

把《万仁赞》简单称作“中国版《审判》”，抓住了两部作品之间的一部分联系，却也可能遮蔽它们真正有价值的差异。卡夫卡的《审判》从来不只是一则“制度压迫个人”的寓言。一个世纪以来，它不断接受法律、神学、存在论、政治、心理以及语言层面的解释。约瑟夫·K面对的可怕之处，不只是一个强大的制度，而是一个既无处不在又无法真正抵达的“法”：他被告知自己正在被审判，却无法确定罪名；他不断进入程序，却越来越远离答案。制度拥有自己的语言，人却逐渐失去确定自身处境的能力。

贝拉并没有为卡夫卡留下的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的“东方答案”。更准确地说，她改变了审判的方向。

卡夫卡把被审判者放在法庭面前。《万仁赞》则慢慢把审判者本人放到了法庭面前。问题因此不再只是：“为什么我被审判？”而开始变成：“当我拥有审判别人的权力，我是谁？”再往前一步，则是小说最危险的问题：谁来审判审判者？

答案不是另一个法官。

是镜子。

镜子是《万仁赞》最重要的精神意象之一。法院建筑本身可以如镜，法庭也可以成为镜，而最终，镜子所面对的并不是当事人，而是那个坐在审判席上的人。法庭使一个人看见别人，镜子迫使一个人看见自己。万仁赞坐在审判席上时，拥有职位、法袍、卷宗和制度赋予他的语言。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被一件一件拿走呢？法袍被脱下，职位被取消，案号消失，法槌沉默，镜子里最后还剩下什么？

一个人。

这时候，小说真正的审判才开始。

他审判别人，时间审判他。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道德格言，它改变了整部小说的时间尺度。一次裁判可以在某一天结束，一个案件可以归档，一份文书可以盖章，一处财产可以被处置。但人的行为一旦进入时间，却未必随着卷宗关闭。记忆可能重新打开它，历史可能重新解释它，良知甚至可能在几十年以后重新开始一次没有案号、没有书记员、也没有终审日期的审判。

这也是“万仁赞”三个字真正获得文学力量的地方。

“世间万物，唯仁可赞。”

如果万仁赞本人真的代表“仁”，这个名字反而会变得平庸。正因为他在小说中恰恰做出了与“仁”相背离的选择，这个名字才形成持续不断的反讽。每一次有人喊出“万仁赞”，那个名字都在无意中重新提出同一个问题：仁在哪里？

于是，“仁”不再是人物已经拥有的品质，而成为人物所缺失的东西。

这是理解《万仁赞》必须保留的区别。

小说并不是说现代法律不够，因此需要用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仁”取代法官违法的权利。《万仁赞》最尖锐的地方正在于程序权利的失守：一个与财产命运直接相关的人没有被真正听见。因此，“仁”不是法律的替代品，更不是掌权者可以在法律之外赐予别人的恩惠。它是一面更古老的镜子，用来照见程序为什么必须存在。

法律规定一个人不能被剥夺什么。

“仁”则在更深处追问：当你有能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时，你是否仍然看见他是一个人？

正是在这里，《万仁赞》开始离开普通司法小说的范围。它不再满足于追问“案件如何处理”，而开始追问现代文明中一个更加古老的问题：制度究竟为什么存在？如果制度最终面对的是人，那么当制度语言越来越完整、程序外观越来越庄严，而具体的人却从中消失时，剩下的究竟是秩序，还是秩序的空壳？

从这里回望贝拉此前的作品，会发现“爱”与“仁”之间存在一条过去并不明显的道路。《特莱布家的夜玫瑰》最终抵达的是爱，《万仁赞》最终面对的是仁。一个更多属于私人伦理，一个进入公共伦理；一个发生在家庭、恋人、亲人和流亡者之间，一个发生在陌生人与掌握权力的人之间。但它们的底层问题其实相同：另一个人的生命，对我意味着什么？

战争中，一个陌生人的生命是否值得我冒险打开一扇门？爱情中，一个已经远去的人是否仍然值得被记住？制度中，一个与我毫无私人关系的人，是否仍然拥有不可被忽略的尊严与权利？

于是，“犹太人在上海”与《万仁赞》之间原本巨大的题材距离突然缩短了。一个写战争，一个写法庭；一个面对二十世纪的灾难，一个面对当代制度生活。但它们最终都在逼近同一个时刻：人在拥有选择的时候，怎样对待另一个人。

这也使贝拉作品中的神性逐渐变得可以理解。

神性最有力量的时候，并不是让上帝作为一个人物走进小说。恰恰相反，祂不必出现，不必说话，也不必替小说宣布谁有罪、谁无罪。真正有效的超越性来自一种更高尺度的存在：人间所有能够作出的裁决，也许都不是最后的裁决。

法院可以宣布判决，权力可以执行决定，一个时代甚至可以使某种行为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如果人的行为仍然面对某种比现实利益、职位和生命本身更漫长的尺度，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对待另一个人”就不再只是法律问题，而成为存在问题。

因此，贝拉文学中的上帝，与其说是一位直接出场的审判者，不如说更接近一种看不见的凝视。

祂沉默。

而沉默没有取消审判。

反而使审判无处不在。

到这里，贝拉二十余年间几个看似彼此分离的创作领域开始连接起来。“犹太人在上海”系列追问：文明崩塌的时候，人还能不能救另一个人？《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组诗》追问：文明彼此陌生的时候，人还能不能听见另一个文明？《万仁赞》追问：**制度拥有全部声音的时候，还能不能听见那个最微弱的人？**而《圣经》所提供的超越性尺度，则把最后的问题留给每一个人：如果人间的审判并不是最后的审判，我们应当怎样度过有限的一生？

于是，“音乐文学宇宙论”中那些过去看起来宏大的词——音乐、文学、时间、记忆、意识、战争、爱、良知、宇宙与神性——才开始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内部关系。它们不再只是并列的概念，而是从一部作品进入另一部作品，从一个人物进入另一个人物，从历史进入当代，又从现实进入人的内心。

音乐，是看不见的声音。

记忆，是看不见的时间。

良知，是看不见的法庭。

爱，是看不见的力量。

上帝，是看不见的凝视。

文学所做的，也许正是让这些看不见的事物获得形式。

这也意味着，评价贝拉下一阶段写作真正重要的尺度，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名称，也不是“战争作家”“华裔作家”“跨文化作家”之类任何单一身份标签。真正需要观察的是：这些在她二十余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音乐、战争、流亡、记忆、爱、仁、时间与神性，能否最终通过人物、结构、语言和命运本身，形成一个彼此解释又彼此制约的文学世界。

《万仁赞》至少使这种可能性比过去更加清楚。

因为在这部小说里，贝拉完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身。

过去，她更多凝视受苦的人。

现在，她开始凝视决定别人是否受苦的人。

文学的问题也随之改变。它不再只是问：一个受难者怎样活下去？一个流亡者怎样保存记忆？一个失去爱的人怎样继续生活？

它开始问：

一个人究竟在什么时刻，失去了把另一个人当作人的能力？

也许这才是《万仁赞》最冷峻的地方。

小说不需要让“仁”最终战胜什么。

“仁”甚至不必出现。

它只是缺席。

而正因为它缺席，我们才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

它本来应该在那里。

（作者：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学者、上海交大人文资深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神话学、文学人类学顶尖学者与奠基人。贝拉文学作品熟悉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