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与残雪：谁是华语文坛的卡夫卡？从卡夫卡《审判》到贝拉《万仁赞》

华裔作家贝拉

【国际文学观察】

卡夫卡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世界文学仍然没有走出他的法庭。那个在毫无预兆的清晨遭到逮捕的约瑟夫·K，早已成为现代人面对制度、权力与命运时的共同隐喻。然而，当世界文学不断重返卡夫卡所揭示的存在困境，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正在浮现：卡夫卡已经写出了被审判者的恐惧，那么谁来书写审判者的灵魂？

这一问题，使作家贝拉（Bei La）的长篇小说《万仁赞》获得了值得深入研究的比较文学意义，也为重新讨论“谁是华语文坛的卡夫卡”提供了新的思想坐标。

长期以来，残雪因其梦境般的叙事、潜意识探索与现代主义文学实验，被置于卡夫卡的文学谱系之中。她通过《黄泥街》《五香街》等作品，将人类精神内部的荒诞、不确定性与存在焦虑转化为独特的汉语文学经验。如果说残雪延续并深化了卡夫卡式的精神迷宫，那么贝拉则试图在《万仁赞》中完成另一种更具伦理指向的文学推进：不再仅仅描写人如何被权力审判，而是反过来审视权力本身，以及行使权力者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

这种转向，并非简单的叙事技巧变化，而是涉及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根本性问题：当文学已经充分揭示制度的荒诞与个体的无助，它是否还能够进一步追问，文明应当凭借怎样的伦理原则，防止人类再次陷入同样的困境？

在这一意义上，《万仁赞》所追求的并不是成为另一部《审判》，而是试图在卡夫卡提出问题的地方，继续向前推进。

从被审判者到审判者：贝拉对卡夫卡文学命题的推进

卡夫卡《审判》的伟大，在于它将现代人的存在困境转化为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学经验。约瑟夫·K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无法理解审判的规则，更无法真正抵达决定其命运的权力中心。制度如同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个人的理性、尊严与自由在其中不断遭到消解。

《万仁赞》则有意识地改变了这一经典叙事的观察位置。

小说将主审法官万仁赞置于叙事的中心，使文学目光从被权力支配的人转向行使权力的人。法官不再只是制度的象征，而成为一个必须面对自身判断、选择与良知的具体生命。小说所追问的，不仅是一个人为何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更是当一个掌握审判权力的人面对复杂的事实与程序时，如何理解自己对他人命运承担的责任。

卡夫卡的审判是一种几乎无法抵达的外部力量；贝拉的审判则进一步进入权力执行者的内心。前者揭示制度如何使个人陷入无助，后者追问个人如何在制度内部成为伤害的参与者，又是否可能通过独立判断与道德觉醒，重新确认自身的责任。

由此，《万仁赞》在思想方向上形成了对《审判》的重要推进：卡夫卡使被审判者的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问题，贝拉则试图使审判者的良知成为现代文明的问题。

这种推进并不意味着《万仁赞》已经在艺术成就上超越《审判》，而是意味着贝拉主动将卡夫卡的存在主义困境延伸至更具现实伦理指向的领域。她并不满足于揭示荒诞，而是进一步追问荒诞由谁维持、责任由谁承担，以及人在权力面前是否仍然保有拒绝伤害他人的自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贝拉并未将法官简单塑造成抽象的邪恶象征。按照小说的创作构想，万仁赞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他既是法律制度的执行者，也是一个拥有个人意志、职业判断与道德责任的人。真正具有文学深度的审判，不仅发生在法庭之上，也发生在人物的沉默、迟疑、选择与自我辩解之中。

这使《万仁赞》获得了一种双重审判结构：法官在现实中审判他人，而时间、记忆与良知则在另一层意义上审判法官。

他审判别人，时间审判他。

这句贯穿小说思想结构的命题，使审判从法律行为上升为关于人类责任的哲学寓言。

音乐文学宇宙论：贝拉如何将审判写成一部交响曲

《万仁赞》对现代小说的另一项探索，体现在其独特的交响乐叙事结构。

从乔伊斯《尤利西斯》的语言实验，到安东尼·伯吉斯《拿破仑交响曲》对于贝多芬音乐结构的借用，音乐始终是现代主义小说突破线性叙事的重要资源。然而，贝拉的文学抱负并不止于将小说写得具有音乐感，而是试图通过自己提出的“音乐文学宇宙论”，使音乐结构直接参与小说的哲学建构。

《万仁赞》以序曲、多个乐章及终曲组织叙事，将法庭上的不同人物、证词、记忆与命运转化为相互呼应又彼此冲突的文学声部。法官的声音、当事人的声音、律师的声音，以及那些无法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沉默，共同构成一部关于现代人类命运的精神交响曲。

在传统司法小说中，叙事往往围绕事实的揭示与案件的结局展开；而在贝拉的构想中，审判不仅是一系列事件，更是一种由声音、时间、记忆与沉默共同组成的伦理结构。那些被忽略的生命并不会因为程序的结束而真正消失，他们的痛苦仍然存在于家庭的记忆之中，存在于漫长的时间之中，也存在于审判者未必能够彻底摆脱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使《万仁赞》的音乐形式获得了超越审美装饰的思想意义。

交响乐中的不同声部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必须在整体结构中彼此回应。贝拉试图将这种关系转化为文学对于正义的理解：一个文明的成熟，不仅取决于它能否作出裁判，也取决于它能否容纳不同生命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权力与程序遮蔽的声音。

由此，音乐不再只是小说中的钢琴、旋律或背景，而成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方式。

卡夫卡创造了一座令人无法逃离的法庭，贝拉则试图让那座法庭中所有被压抑的声音重新响起。

如果这一形式构想能够在小说的语言、人物与结构中得到充分实现，《万仁赞》便有可能为音乐小说与伦理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文学范例。

从犹太人在上海到《万仁赞》：一个文学世界的精神延续

贝拉的独特性，并非始于《万仁赞》。

二十年来，她持续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流亡历史，在《魔咒钢琴》《幸存者之歌》《海上金殿》《舟山路59号》《特莱布家的夜玫瑰》等作品中，逐渐建立起一个由战争、音乐、爱情、信仰、历史记忆与人类苦难共同构成的文学世界。

上海在她的小说中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东西方文明在特殊历史时刻相遇的精神空间。犹太难民的流亡经验、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欧洲古典音乐的余响以及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共同构成她对于人类文明裂痕的长期凝视。

这种持续性的历史书写，为贝拉的文学提供了鲜明的跨文化辨识度。但其更深层的价值，并不在于题材的罕见，而在于她试图使特定历史中的苦难获得普遍的人类意义。

从战争中的难民到现代社会中权利受到侵害的普通人，从被迫离开故乡的家庭到在制度程序中难以表达自身处境的个体，贝拉的小说虽然不断改变历史背景，却始终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当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文学是否能够保存那些不应被遗忘的生命经验？

《万仁赞》因此不是对她此前文学道路的突然背离，而是一次思想上的延伸。

战争、流亡与制度困境看似属于不同的历史领域，却可能共同揭示文明内部的脆弱性。一个人可以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也可能在和平年代的复杂制度中失去安全感；前者需要历史记忆，后者需要法律与伦理的共同守护。

贝拉试图将这两种经验置于同一人道主义文学视野之中。

这也使她的“音乐文学宇宙论”与文明修复思想逐渐形成内在联系：音乐保存那些已经消失的声音，文学保存那些可能被遗忘的命运，而爱与良知则构成人类面对苦难时仍然能够彼此回应的可能。

东方之“仁”：贝拉比卡夫卡向前走出的哲学一步

《万仁赞》最具辨识度的思想尝试，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引入现代司法伦理的讨论，使卡夫卡式的存在困境与东方哲学之间形成一场跨文明对话。

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制度的荒诞往往无法得到最终解释。人类试图寻找意义，却不断遭遇无法抵达的权力与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这种开放而深刻的精神困境，构成了《审判》至今仍然具有震撼力的重要原因。

贝拉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种追问：当制度无法自动保证正义时，人是否仍然必须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承担责任？

“仁”在这里并非对法律规则的替代，也不是以个人同情取代现代法治，而是对权力行使者提出更深一层的伦理要求。法律需要证据、程序与独立判断，而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文明，同样不能失去对具体生命的尊重。

如果说卡夫卡揭示了现代制度可能使人陷入何种境地，那么贝拉进一步追问，身处制度之中的人应当如何行动，才能避免自身成为伤害的制造者。

这是《万仁赞》相对于《审判》所尝试展开的哲学新维度。

它将问题从存在论推进到伦理学，从个体面对制度的无助推进到权力主体必须承担的责任，从对于荒诞的揭示推进到对于文明自我修复能力的探索。

这一思想方向，也使贝拉的创作与儒家仁学、现代法哲学以及基督教传统中的良知、罪责与救赎观念，形成值得继续研究的思想关联。

贝拉所尝试的，并不是以一种文明的思想取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使不同传统共同面对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人拥有决定他人命运的力量时，究竟是什么使他仍然愿意尊重另一个人的生命？

卡夫卡揭示了审判的荒诞，贝拉试图追问审判的良知；卡夫卡使人看见现代制度的深渊，贝拉则尝试在深渊面前重新建立人的伦理尺度。

这种进一步的哲学探索，正是《万仁赞》值得进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重要原因。

从法兰克福到世界文学：独创性如何转化为普遍性

2026年10月7日至11日，第7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在德国举行。作为国际出版与版权交流的重要平台，法兰克福书展持续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文学传播提供交流空间。

《万仁赞》在本届书展期间以德语主题海报展示，并推进多语种版权合作。对于一部以中国当代司法伦理为叙事背景、以东方哲学回应世界文学经典命题的作品而言，其国际传播所面对的核心挑战，不只是语言转换，更是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小说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贝拉的文学道路具有值得关注的特殊性。她并不单纯依靠某一种地域经验进入世界文学，而是试图将中国文化、犹太历史记忆、欧洲古典音乐、日本美学以及基督教精神传统，融入一个持续发展的文学体系。

这种跨文化经验并不自动构成文学成就。真正决定一位作家世界文学地位的，始终是其作品能否将独特的历史经验转化为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并进一步触及不同文明共同面对的人类命题。

《万仁赞》所具有的文学抱负，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审判的故事，而是试图借助审判重新讨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责任、时间、良知与人的尊严。

它所面对的最终问题，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也不局限于某一种司法制度，而是所有拥有现代制度的社会都必须不断回应的问题：人类如何确保自己创造的秩序，最终仍然服务于人的生命，而不是使生命成为秩序的附属品？

卡夫卡之后，文学能否继续向前？

“谁是华语文坛的卡夫卡？”这一问题，最终或许不应以寻找另一位卡夫卡作为答案。

残雪的重要性，在于她以独特的现代主义语言，延续了对于人类精神深处的探索。贝拉《万仁赞》的重要思想尝试，则在于她并不满足于重新描绘卡夫卡已经揭示的存在困境，而是将文学的目光转向权力执行者的伦理责任，并试图通过音乐结构与东方仁学，为现代主义文学提出新的哲学问题。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贝拉是否已经在整体文学成就上超越卡夫卡，而是《万仁赞》是否在卡夫卡的经典命题之后，开辟了一条具有独立思想价值的道路。

在问题意识上，贝拉确实试图向前再走一步。

卡夫卡让人类看见被审判者如何失去自由，贝拉则追问审判者是否也可能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失去良知；卡夫卡揭示制度如何制造无法解释的恐惧，贝拉则试图探寻制度内部的个人责任，以及文明重新确认人类尊严的可能。

这是一种从存在困境向伦理责任的推进，也是一种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人文思想重新连接的文学探索。

当然，一种思想上的推进并不必然等于艺术上的超越。《万仁赞》的最终文学地位，仍须由其完整文本、人物塑造、语言创造与长期国际批评接受来检验。但它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已经足够鲜明：现代文学不能永远只停留在对荒诞的辨认之中，它是否也能够重新追问，人应当如何面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

卡夫卡留下了一座无法走出的法庭。一个世纪之后，贝拉试图重新打开那扇门。

门外站着被审判的人，门内坐着掌握他人命运的人。两者之间不仅隔着法律、证据与程序，也隔着人类文明对于正义与良知的漫长追问。

卡夫卡将文学的光投向那个无助的人。

贝拉则试图让那束光继续向前，照见坐在法官席上的人。

因为真正的审判，并不总在法槌落下时结束。

有时，法庭已经空了，所有人都已离去，审判才刚刚开始。

中国女作家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