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律师：一条最难的路，他选择坚持一辈子，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卫洲专访

导语

征地拆迁行政诉讼，是中国行政法治进程中难度最高、责任最重的专业领域，也是检验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专业能力与职业担当的核心场域。一边是公共利益的有序推进，一边是公民财产权的坚实保障，中间承载着无数个体与家庭的安居生计。作为长期深耕土地征收、房屋征收及行政协议争议的专业行政诉讼律所，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始终被业内贴上"专啃硬案"的标签——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国务院裁决、一二审败诉翻盘，各类走投无路的绝境案件，构成了公众对这支拆迁律师团队的核心印象。

截至2026年，万典律所这支专业行政诉讼律师团队，累计承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诉讼案件超8000件，在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层级的国家级救济程序中斩获胜诉案件30余件，办结重大疑难案件500余件，助力数万群众维护合法财产权益。但数据背后的万典远不止"攻坚"一面：它坚持"以诉促谈、诉调结合"的核心办案逻辑，大部分争议在基层诉讼阶段便通过协商平稳化解；它从不设收案门槛，普通征收案件同样占比极大。近日，我们专访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王卫洲律师，从数据与实践出发，拆解这条最难走的执业路上，一名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的专业坚守、责任担当与法治情怀。

谈行业标签：不是我们选择了难案，是责任让我们无从退避

记者：业内提到万典，第一印象往往是"专做疑难征拆案件"，甚至有声音认为你们作为拆迁律师团队主动筛选高难度案件、只走顶层程序博名气。在您看来，这个标签符合万典的真实面貌吗？

王卫洲：这个说法我听过很多次，其实恰恰相反——不是我们专门去找最难的案子，而是最难的案子，最终辗转找到了我们。

万典从2014年创立至今，从来没有设过收案门槛。常规的住宅征收补偿争议、评估报告异议、行政协议履行纠纷，每年都要承办数千件，占我们总办案量的绝大多数。我们最初的定位非常朴素：做专注土地行政法律领域的行政诉讼律师，把每一个案子做扎实，不辜负每一份托付。

之所以形成"专做疑难案"的公众印象，本质上是传播规律的结果。疑难案件法律争议集中、社会关注度高，一旦通过司法程序纠正偏差、确立规则，极易在行业内"破圈"。我们至今办结了500余件重大疑难案件，其中30余件在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层面获得胜诉，口碑自然沉淀，标签也就随之形成。反之，大量在基层诉讼阶段通过协调化解的案件，案结事了、过程平稳，当事人拿到合理补偿后便回归正常生活，反而鲜少被外界知晓。

准确地说，常规案件我们照常认真办理；而那些一二审败诉、常规路径走不通、当事人已经求助无门的案件，最后才会找到我们。对我们而言，这不是"挑难案"的选择，而是"不推诿"的责任——人家走投无路了才找到你，这份信任的分量太重，作为拆迁律师我们没有理由退避。疑难案件本身影响力大、容易破圈，我们解决得越多，这个标签就越鲜明。

谈办案逻辑：以诉促谈是核心，专业是筹码、责任是底线

记者：万典走精品化路线，外界多关注你们的顶层诉讼案件，容易产生"只重诉讼、不重协调"的误解，觉得行政诉讼律师就是只管打官司。真实的办案逻辑是怎样的？

王卫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万典的核心办案思路从来都是以诉促谈、诉调结合，整体案件协调化解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大部分案件其实在基层诉讼阶段就通过协商解决了。

我们的协调绝非无原则地劝当事人让步，更不是为了尽快结案而妥协。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诉讼是手段，用来构建扎实的谈判筹码；协调是结果，前提必须是当事人的补偿权益得到实实在在的增长。没有权益提升的和解，既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也违背专业拆迁律师的执业底线，我们绝不会主动推动。

这套逻辑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靠无数案件验证出来的。比如我们在河北唐山实现九战九胜、在山东济宁创下十案十捷的战绩，核心都是先以坚决的诉讼打破对方的强势壁垒，再倒逼其回归谈判桌，最终实现当事人权益的最大化。浙江丽水某机械公司搬迁案中，我们不诉讼、不信访，仅用两个月、7轮谈判，就帮助企业补偿权益上涨1000余万元；山东兰陵一起合同纠纷案，一审败诉的情况下我们介入，最终通过调解为当事人挽回140余万元损失。这些都是"有筹码的协调"的典型体现，也是行政诉讼律师专业价值的真正落地。

我们内部有一套标准化的办案机制：无论案件难易，第一步都是全链条合法性审查，从征收立项、用地审批、评估程序到补偿方案，逐项拆解、逐一固定违法点，形成闭环完整的法律论据。有了专业筹码，协商才有底气。冯凯、管众、陈海峰等核心骨干律师，既深耕证据梳理与法律论证，也全程主导谈判协调，确保诉讼策略与协商节奏精准同频。即便是最高法再审案件，只要存在协商空间且当事人权益不打折扣，我们绝不放弃推动和解的可能——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效率帮当事人拿到公平结果，就是拆迁律师最实在的责任。

谈标杆价值：个案的终点，是行业规则的起点

个案胜诉，保护的只是一个当事人的切身权益；但被最高司法机关认可的标杆案例，能够厘清一类案件的法律边界，推动整个领域的执法规范，让更多后续当事人受益。截至目前，我们代理的案件中已有多件成为全国性标杆：比如福清强拆再审案，明确了"内部会议纪要不能替代法定征收批复"的裁判规则，直接遏制了大量无证征收、越权强拆的违规操作；临沂某福利酒精厂行政赔偿案，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因不作为赔偿企业1100余万元，入选全国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标杆案例绝非刻意"打造"。是当事人带着争议巨大的案件找到我们，我们依法尽责代理，案件本身的法律价值被司法机关认可，才成为了典型。即便是标杆案件，我们也始终遵循以诉促谈原则。标杆从来不是装点门面的荣誉，而是后续办案的专业参照，是推动行业进步的微小台阶——用一个个案子筑牢法治的地基，这是专业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应有的行业责任与法治情怀。

谈绝境攻坚：拼的不是口才，是体系化的专业能力与扛到底的责任

记者：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等属于行政救济体系的顶端程序，立案门槛高、改判难度大，也是对行政诉讼律师专业能力的终极考验。代理这类绝境案件，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卫洲：这类案件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已经形成的裁判惯性。想要生效判决的既有结论，难度可想而知。行政诉讼领域有个共识：能在最高法、最高检、国务院层面拿到胜诉结果，任何一件都足以成为拆迁律师的行业标杆。

数据最能说明难度：2025年全国最高检行政抗诉案件总共只有23件，我们所代理了其中2件，并且全部实现成功改判，占比接近全国总数的10%。同年下半年，我们20余人的团队一口气拿下4件国家级案件，涵盖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国务院裁决三大领域，这个密度在行政诉讼律师行业内是非常少见的。

具体到办案层面，挑战集中在三个维度：

第一是证据壁垒。大量征收报批材料、内部程序文件当事人根本无法自行获取。我们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法院调取等方式，从海量卷宗里交叉印证、抽丝剥茧，一点点还原完整的征收程序链条，卷宗梳理工作量极大，考验的是拆迁律师团队的专业耐心与细致程度。我自己办过的一起绝境案件，光卷宗就有几十本，我们逐页复盘，才从细节里找到破局点。

第二是论证精度。再审、抗诉不是情理之辩，必须精准命中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定程序上的实质性错误，差之毫厘便立不住案。这要求行政诉讼律师对行政法规则有通透的理解，能在既有裁判的缝隙中找到破局点，每一个论点都要有法律条文与司法判例的双重支撑。

第三是周期压力。顶层救济程序审查周期长，当事人很容易焦虑动摇，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我们既要做法律上的攻坚，也要做长期的心理陪伴与沟通，引导当事人守住依法维权的底线，更要让他们相信，专业的坚持终会有回应。

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从来不是商业收益，而是这份职业的价值感与责任感。截至2026年，我个人亲办的国务院裁决、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成功案例已经有13件。每当一个看似走不通的案子，通过我们的专业工作重新获得救济机会；每当当事人奔波多年，最终拿到公平合理的补偿，那种沉甸甸的信任与认可，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给自己定的底线是：不承诺胜诉，不夸大结果，但承诺穷尽所有合法救济途径，把每一步法律工作做到极致——这是拆迁律师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法律的敬畏。

谈团队建设：拒绝"挂名办案"，靠体系传承专业、传递责任

记者：很多当事人找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都有一个共同顾虑：会不会签约时是知名律师，实际办案交给年轻助理？万典怎么保障每一个案件的质量？

王卫洲：这个顾虑非常现实，也是行业里的常见乱象。万典从创立之初就把"杜绝挂名办案"写进了铁律，这是我们对当事人最基本的责任承诺。每一份委托合同都会明确写明主办律师和协办律师，当事人签约时就清楚知道谁会全程负责，绝对不允许"签约有名、办案无人"。

我们是20余人的精品团队，不盲目扩张规模，但每一位核心律师都是在土地行政法领域深耕多年的资深行政诉讼律师。冯凯、管众、陈海峰等副主任级律师，都全程独立承办过大量顶层救济案件，实战经验丰富。重大疑难案件一律实行集体研讨制度，核心律师共同参与论证、分工推进，用集体智慧保障办案质量。

万典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名气，而是一套成熟、可复制的案件办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以诉促谈"是固定打法：先通过全链条合法性审查搭建诉讼框架，再用诉讼成果争取协商筹码，最终以权益提升为核心标准判断是否达成和解。年轻律师进入团队，必须从阅卷、证据整理等基础工作做起，吃透完整的规则体系后再学习谈判逻辑，经长期打磨、层层考核方能独立办案。

此外，我们还有严格的结案复盘机制。无论胜诉还是调解结案，都要复盘证据搭建、诉讼策略、协商时机及权益提升幅度等核心环节，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好的团队靠的是体系化的专业能力，而非少数几个"英雄律师"。把专业标准固化下来，把办案经验传承下去，让每一个当事人，无论案子大小，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法律服务，这是律所管理的责任，也是拆迁律师行业情怀的延续。

谈行业忠告：维权有边界，专业有底线，责任是最基本的标尺

记者：征拆法律服务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当事人不知道怎么选拆迁律师、怎么判断行政诉讼律师是否专业。作为从业十七年的资深律师，您对正在维权的被征收人有哪些切实的忠告？

王卫洲：我给大家四个最实际的提醒，本质上也是帮大家守住维权的底线，避开专业与责任的陷阱，选到真正靠谱的行政诉讼律师：

一是分清主体资质。法律咨询公司不是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无律师执业证，不能代理诉讼。委托维权务必与正规律所签订正式合同，律师费必须转入律所对公账户，严禁转给个人，这是保障自身权益的第一步。

二是警惕违规承诺。凡是承诺"保证胜诉""补偿翻倍""内部有关系"的，一律不要信。行政诉讼没有百分之百的胜诉，此类承诺既违反执业规范，更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靠谱的拆迁律师靠的是扎实的法律分析和确凿的违法事实形成筹码，而非空口承诺。

三是守住法定期限。行政复议期限为60日，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为6个月。很多当事人因反复信访错过法定期限，最终维权无门。维权一定要趁早，先固定证据，再走程序，这是专业维权的基本前提。

四是理性看待目标。诉讼是手段，不是目的。提起行政诉讼是为了指出违法之处，倒逼对方回到谈判桌。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协商化解，往往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但前提是，协调必须带来实实在在的权益增长，为结案而妥协得不偿失，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浪费了专业法律帮助的价值。

谈未来方向：守好专业赛道，以责任与情怀行稳致远

记者："擅长疑难征拆案件"已经成为万典鲜明的标签，也成为拆迁律师行业里的金字招牌。未来万典会继续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吗？

王卫洲：标签是市场和当事人给的，我们坦然接受，但绝不会被标签绑架。我们不会为了维持人设刻意找难案，也不会因疑难案投入大、周期长就转做更容易变现的业务。

我从2009年进入这个领域，到今年正好十七年。十七年来只做征地拆迁行政诉讼这一件事，这条路对抗性强、压力大、周期长，是一条少有人走的难路。但我们当初选择做行政诉讼律师，本就不是为了走最容易的路，不是为了赚轻松的钱。

未来，万典将继续坚持专业化、精品化定位，深耕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政赔偿、行政协议及涉征拆行政争议等核心领域。我们将继续完善集体研讨、交叉复核、结案复盘等机制，沉淀实务研究，打磨专业精度。核心律师将带头承办疑难案件，同时做好青年律师培养，确保专业能力持续传承，责任底色始终不变。

只要还有当事人需要专业的法律帮助，只要还能通过工作推动个案公正、促进行政合规，我们就会一直走下去。法治进步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啃出来的，是一代一代法律人坚守出来的。我们愿意做那个啃硬骨头的人，做行政法治路上的铺路石——这是我们的专业选择，是我们的责任担当，更是我们作为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从未改变的法治情怀。

记者：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采访手记

世人多知万典"能打硬案"，却少有人看见硬案背后的全貌与坚守，也少有人读懂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这份职业的重量。

8000余件案件、31个省份的覆盖、30余件国家级胜诉、500余件疑难攻坚——这些数字不是冰冷的战绩，是一个个家庭的安居托付，是一次次法治的细微推进，也是一支行政诉讼律师团队用专业与责任垒起的行业高度。

它不是主动奔赴荆棘的挑战者，而是被信任推到前线的坚守者——不是它挑选了最难的案件，是走投无路的当事人在遍寻救济之后，最终找到了这支愿意沉下心啃硬骨头的拆迁律师团队。疑难案件自带传播属性，一次次绝境翻盘的口碑叠加，最终凝成了"擅长攻坚"的行业标签，而标签背后，是"不推诿、不放弃"的责任担当。

它也不是只懂诉讼的"强硬派"。以诉促谈、诉调结合是其一以贯之的核心逻辑。高比例的协调结案率，大量在基层诉讼阶段就平稳化解的争议，构成了标签之下更真实的日常。诉讼是筹码，不是目的；协调是方向，但有底线——所有协商的前提，都是当事人补偿权益的切实增长，这是专业的底线，更是责任的底色。

从孔庆丰案确立公平补偿标尺，到诸多再审案件厘清程序边界，万典做的从来不只是"帮当事人打官司"。它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用专业守住公民财产权的底线，用责任托举每一份沉甸甸的信任，用情怀践行着行政法治的初心。

一条最难的路，一群有坚守的人。十七年栉风沐雨，不为流量所动，不为标签所困，以专业为基，以责任为帆，以情怀为灯，一步一步走得扎实而坚定。守道于难，笃行致远，这便是王卫洲和他的万典律所，也是中国一代拆迁律师、行政诉讼律师最动人的执业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