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发政：水土生态观的理论内涵与价值

来源：《中国水土保持》杂志，2026年第10期（10月5日出版）

摘 要：为回应生态文明建设对基础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通过跨学科整合、实践归纳、逻辑演绎与文献综合等方法，提出了水土生态观理论。该理论以水、土、植被三大要素为核心，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三大要素关系的失衡，构建了贯穿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和尺度的统一理论范式。水土生态观既蕴含中国传统水土智慧，又体现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兼具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该理论提出8项核心创新：①界定水土生态为独立科学范畴；②提出资源、环境、生态"一体三面"统一论；③构建全球生态问题底层归因框架；④提出水土保持转型升级思路；⑤构建水土生态平衡—退化完整演化梯度；⑥尝试建立水土生态学独立学科体系；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层逻辑；⑧提出全域水土生态一体化统筹治理模式。但受限于时空尺度、社会系统方面的适用边界，未来应在理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不同类型区域实证应用研究、跨学科理论对话与融合、量化模型开发等方面持续深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水土生态观；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水土保持；生态系统

水土生态观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1-2]。水土生态观不仅是一种科学认知，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又超越西方环境保护理念，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哲学视野和价值导向。然而，当前生态环境领域分科化的研究范式与生态系统整体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各自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体系，但缺乏能够贯通不同尺度、统一不同生态类型的底层理论框架。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提出水土生态观，并系统阐述其理念内涵和价值，以期为基础理论创新提供新方向。

1982年中国科学院侯学煜院士（中国植物生态学奠基人之一）给孙发政授课的教材

1 水土生态观的理论构建方法

水土生态观的理论构建遵循现象观察→本质追问→框架建构→实践检验的逻辑链条。首先从生态环境问题的纷繁现象出发，进而追问其本质归因，在此基础上构建水土生态观的理论框架，最后将理论置于实践中进行检验，并明确理论适用边界。这一逻辑链条保证了理论既有经验基础，又有逻辑自洽性。在方法论层面，该理论构建采用了以跨学科整合为主、多种方法互补的研究路径，具体包括以下4个方面。

1）跨学科整合。水土生态观的核心任务是将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景观生态学、水土保持学等分科知识整合为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一整合并不是简单拼凑，而是以水、土、植被三大要素为底层逻辑，寻找各学科的“公约数”，建立学科间的理论桥梁。例如，将水文学中的水文循环、土壤学中的土壤-植物系统、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统一纳入水、土、植被耦合关系的分析框架。

2）实践归纳。理论的提炼建立在笔者长期从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实践及全球实地考察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科研院所从事生态植物研究工作，开展了大量的野外考察、资源调研开发和科学试验，受到侯学煜院士、曲仲湘教授、萧运峰研究员等前辈的指导和学术观点的启迪；90年代初，笔者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特区从事生产第一线工作，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等流域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中，通过持续观察、经验积累和理论思考，逐步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水土生态规律。例如，在不同类型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实践中发现，无论退化诱因如何，生态修复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恢复水、土、植被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3）逻辑演绎。在实践归纳的基础上，从水、土、植被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源泉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演，进一步推导出三大要素失衡是生态问题根源的核心命题，并由此演绎出生态治理的一般性原则和方法。

4）文献综合。系统梳理了生态学、水土保持学、环境科学，以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等领域的文献，既包括经典理论，也包括近年来的前沿研究成果，为理论构建提供学术支撑。

1982年北京大学陈昌笃副教授（中国景观生态学奠基人之一、第四届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给孙发政授课的教材

2 水土生态观的理论内涵

水土生态观以水、土、植被三大要素为核心，揭示地球上各类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人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清晰的理论导向。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而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其深厚的生态智慧为当代水土生态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同时，水土生态观又以现代科学为基础，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1 中国传统水土智慧

在农业、林业、养殖业、水利等领域，我国先民们积累了丰富的水土管理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水土观念[3]。

1）“水利”与“水害”。中国古代既将水视为“利”也视为“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仅是政治比喻，更是对水文关系的深刻认识。大禹治水的传说，体现的是变“堵”为“疏”的治水智慧，不是与水对抗，而是顺应水的本性并加以引导。这些水观念与当代水资源管理中的理念高度一致，即通过空间规划、生态修复等手段降低洪灾风险，增强社会抵御水灾害的韧性。

2）“地力”与“地宜”。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地力”常新，通过轮作、施肥、深耕等措施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而不是竭泽而渔。《周礼·地官·大司徒》提出“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强调因地制宜，根据土壤的性质安排适宜的作物和土地利用方式。

3）“以时禁发”。《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寡人之于国也》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强调林木采伐要遵循时节，在草木生长期间禁止砍伐。“以时禁发”的古代制度体现了对植被再生能力的顺应。这些传统智慧对当代森林经营具有重要启示——可持续林业的核心，就是将采伐量控制在生长量之内，将利用强度控制在再生能力之内。

4）“桑基鱼塘”。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的循环农业模式，是传统水土综合利用的典范（见图1）。桑叶养蚕（桑叶喂鱼），蚕沙喂鱼（蚕沙掺入塘泥），鱼粪肥塘，塘泥肥桑，形成了“水、土、植被、动物”之间的物质循环系统，实现了资源的多级利用和废弃物的零排放。这一传统智慧对当代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图1 “桑基鱼塘”循环农业模式

2.2 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哲学层面。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为水土生态观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而水土生态观则为“天人合一”提供了现代科学的论证。水、土、植被三大要素的耦合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科学基础。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结合，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有哲学高度，又有科学支撑。

2）理论层面。传统生态智慧与水土生态观可以相互印证。传统生态智慧中的真知灼见可以在水土生态观中找到科学解释，而水土生态观的严谨性又使传统生态智慧得以精确化和系统化。

3）实践层面。传统生态智慧为当代水土生态保护修复与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原型。这些传统技术在长期实践中被证明是可持续的，在现代应用中需要保留其生态逻辑，更新其技术形态，如“桑基鱼塘”“稻鱼鸭”“猪沼果”等生态循环模式，均可以通过技术升级转化为现代生态农业园区模式。

4）文化层面。传统水土观念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4]。传统文化中关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比西方的环境保护理念更容易被民众理解和接受。

1983年云南大学曲仲湘教授（中国植物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奠基人之一）、金振洲副教授给孙发政授课的教材

3 水土生态观的科学与实践价值

3.1 科学价值

水土生态观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对现象的解释力、对规律的揭示力和对未来研究的引领力。

3.1.1 水土生态观揭示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

长期以来，对于生态系统，水文学家关注水循环，土壤学家关注土壤侵蚀与肥力，生态学家关注生物多样性与群落演替，环境科学家关注污染物的迁移转化。人们往往“见树不见林”，难以把握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属性。水土生态观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水、土、植被三大要素关系的失衡[5]。这一核心论断的理论依据在于：水、土、植被是构成陆地生态系统的三大物质基础和能量来源。其中，植被作为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是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枢纽；土壤是植被生长的基质和养分循环的载体；水是物质迁移的介质和生命活动的溶剂。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均会通过反馈机制影响其他要素，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无论是自然或人为的外部扰动，一旦超过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时，三者的平衡关系即被打破，生态系统随之走向退化（见图2）。

图2 水、土、植被三大要素耦合关系

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现象便是支持这一论断的典型例证。水资源短缺导致植被退化，继而引发土地生产力下降；水土流失本质上是植被破坏后土壤侵蚀、水文失调的连锁反应；生物多样性锐减往往伴随着栖息地水土条件的恶化。无论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还是气候变化、城市热岛效应、面源污染等，背后都存在着水、土、植被的失调问题。这种“化繁为简”的现象解释和规律揭示正是水土生态观的科学价值所在。它将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三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能够在纷繁的现象中把握本质，在众多的变量中抓住关键。

3.1.2 水土生态观构建统一的理论范式

生态学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从个体生态学到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然而，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研究之间缺乏统一的理论贯通，水土生态观提出了统一贯通的路径，引领未来研究。

1）理解生态系统的基本维度。水土生态是生态系统的核心[2]。森林、草原、湿地、农田、城市等各类生态系统，都离不开水、土、植被三大要素。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流动载体。

2）跨尺度的生态学研究衔接点。水土生态观提供了一个贯穿不同尺度的分析认知框架，使微观机制与宏观现象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在微观尺度上，研究水分在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中的运移；在中观尺度上，研究小流域的水土保持功能；在宏观尺度上，研究区域乃至全球的水土生态格局。

3）生态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热带雨林与寒带针叶林看似迥异，但从水土生态视角看，它们都是特定水热条件下水土与植被相互适应的结果；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虽结构与功能差异巨大，但都遵循着水、土、植被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

4）简单而深刻的认知工具。水土生态观用水、土、植被三个核心要素就能概括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具有简洁性。这种简洁性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和可操作性。

3.2 实践价值

3.2.1 为生态保护修复指明方向和路径

1）明确生态保护的核心对象。保护水、土、植被三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根本。只要守住了水土生态的底线，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就能维持；只要恢复了水土生态的平衡，生态系统就能走向良性循环。

2）确立生态修复的综合路径。水土生态观强调水、土、植被是一个有机整体，修复工作必须系统推进、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目标不能仅仅追求某一单项指标，而要关注水、土、植被之间的协调和耦合程度，三者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根本目标。

3）成效评估的科学标准。水土生态观为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简洁的评估框架。该框架以水资源留存、土壤固持状态、植被恢复稳定性为监测指标。三者相互关联又易于监测，可作为评估生态修复成效的核心内容[6]。

3.2.2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水土生态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能够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是水、土、植被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三者相互依存，构成生态系统的健康基底。“金山银山”则是生态服务价值的多元转化，涵盖生态农业产出、生态旅游收益、生态补偿回报、碳汇交易收入、生态产品附加值等多元形式。

2）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各类自然要素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水土生态观正是这一理念的学理化表达。水、土、植被是生命共同体的“骨架”和“血脉”，三者在不同条件下组合成林地、草地、湿地、农田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及不同的景观斑块[7]。

3）助推“双碳”目标实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而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取决于水、土、植被三者的协同状况。水分条件适宜、土壤肥力充足、植被生长旺盛的生态系统，其碳汇能力必然更高。

3.2.3 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水土生态观可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体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水土生态观将这一古老智慧与现代生态学、水文学、土壤学等科学知识相融合，形成了既有文化底蕴又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

2）提供简单适用分析工具。水土生态观的简洁性和普适性使其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的传播潜力。无论是非洲的荒漠化防治、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保护，还是拉丁美洲的流域治理，均可从水、土、植被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施策。

3）助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17个目标，其中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6）、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11）、气候行动（目标13）、水下生物（目标14）、陆地生物（目标15）都与水土生态密切相关。用整体、共生、循环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欧美水土治理技术，可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良性发展。水土生态观强调的系统思维将有助于各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避免碎片化倾向，实现多目标的协同增效。

3.2.4 实践应用案例

为进一步展示水土生态观的实践指导价值，以两个典型案例说明该理论在生态修复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1）南方红壤丘陵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南方红壤丘陵区长期受植被破坏和陡坡开垦等人为扰动影响，水土流失严重，土壤退化，河流泥沙淤积，生态系统功能持续下降。该区域以水土生态观为指导进行系统治理，强调源头控制—过程调控—系统修复的综合路径：先在流域上游开展封山育林和退化林分改造，再在坡耕地实施梯田建设和等高耕作，最后在沟谷地带建设小型蓄水工程和修复湿地系统，以实现水、土、植被三者的协调恢复。实践表明，相较于单纯采用工程措施或植树造林的传统模式，系统性治理模式具有更好的生态效益和持久性。

2）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开采导致的地表扰动、水土流失和植被退化是典型的系统性问题。传统矿山修复偏重于单一的地质灾害防治或场地复绿，缺乏系统考虑。基于水土生态观的修复策略则要求同步解决三个方面问题：通过微地形改造和表土重构恢复土壤功能，通过排水系统及保水措施优化和改善水分条件，通过乡土植物配置重建植被群落。实践表明，基于水土生态观的修复策略可使修复后的矿山生态系统达到自我维持的良性循环[8]。

1985年萧运峰、孙发政在《中国草原》（现名《中国草地学报》）发表的论文

4 水土生态观的理论创新

水土生态观于2004年原创提出，该理论突破传统水土保持、经典生态学分科局限，实现了概念、逻辑、学科、实践等层面的创新。

4.1 界定水土生态为独立科学范畴

水土生态不是水土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简单相加，而是揭示了一条全球适用的自然规律：地球上有水土的地方必有植被生长，植被的生长又保育水土生态资源。在概念上，狭义水土生态聚焦水、土、植被动态平衡；广义水土生态则涵盖地表水、地下水、大气水、土壤、岩土、矿物、地貌（地表结构连续体）、植被，以及依赖植被的动物、微生物等元素的全域演化平衡关系。此外，荒漠、冰川、盐湖等可归为极端水土生态类型。水土生态统一了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城市、荒漠等生态治理的底层逻辑，成为各类生态系统的“最大公约数”。

4.2 提出"一体三面"统一论

传统学科割裂看待水土资源、环境质量、生态系统，而水土生态观提出资源、环境、生态三者同源同体，是“一体三面”的关系。这一理论打破了水利、林业、国土、环境保护等领域条块分割的壁垒，提供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统一认知框架。

4.3 构建全球生态问题底层归因框架

水土生态理论建立起生态矛盾层级：第一矛盾为水土生态退化，如植被破坏、水土失衡，该矛盾是一切陆地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第二矛盾为人为环境污染；第三矛盾为水土生态资源耗竭。全球生态问题底层归因框架明确气候变化、土地沙化、河道萎缩、生物锐减等生态环境危机是水、土、植被三要素失衡的衍生问题，实现了所有生态问题的统一溯源，解决了生态问题碎片化诊断的难题。

4.4 提出水土保持转型升级思路

水土保持1.0阶段是以防治水土流失为主要目标，采用工程、生物和耕作措施，对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开展预防与治理工作。其目的在于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9-10]。水土保持2.0阶段，也称“大水保”或水土生态保持，其核心在于重建水、土、植被三要素健康和动态平衡。该阶段同步推进水文调控、土壤改良、乡土植被修复、土地荒漠化防治，在维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国土空间全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全面提高水土生态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11-12]。水土保持治理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系统保护与治理。水土生态观为传统水土保持转型升级提供了思路和理论依据，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水土生态与水土保持的区别与联系见表1。

表1 水土生态与水土保持的区别与联系

水土生态保持与当前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概念虽有交叉，但在理论层次上存在明显区别。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强调在小流域尺度上进行水质保护与面源污染治理，侧重水环境目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调多类自然要素的系统治理，侧重空间上的综合布局[13]。水土生态保持是在理论层面提出治理思路的转型，即从防治水土流失单一目标转向重建水、土、植被三要素平衡的系统目标，既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图中简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具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又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统领具体实践，三者的相互关系见图3。

图3 三者的相互关系

4.5 构建水土生态平衡—退化完整演化梯度

水土生态平衡—退化演化梯度为：原生水土生态平衡→植被（土地）扰动→径流失衡→土壤侵蚀→地力衰退→生物衰退→系统崩溃。该梯度区分自然短期波动退化与不可逆重度退化，并建立退化分级判定标准。水土生态观为生态修复分级施策、成效监测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填补了退化演化梯度系统化的理论空白。

4.6 尝试建立水土生态学独立学科体系

全球有土壤侵蚀学、森林生态学、流域水文学等分门别类的学科，却缺少统领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通用底层理论学科，水土生态学可填补这一学科空白。该学科以水、土、植被三要素耦合关系搭建完整学科框架，贯通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提出生命共同体的本质是不同尺度水土生态系统的组合。水土生态观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理论升华[14]，具备全球普适性指导价值，为建立水土生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4.7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层逻辑

人类一切生产建设活动本质上是对水、土、植被的改造，所有生态矛盾的根源在于人类对水、土、植被三元平衡的人为扰动[5]；确立生态治理的核心目标不是单向改造自然，而是重建水、土、植被的动态平衡[14]。水土生态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一次重新发现和系统表达。

4.8 提出全域水土生态一体化统筹治理模式

水土生态一体化统筹治理模式补齐了水利、林业、农业、自然资源等领域分治的短板，提出全域一体化治理路径及顶层机构统筹构想[15]，推动了水土保持从单一水土流失防治向国土空间整体水土生态管护系统性重构。在实践路径上，形成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调控为辅的协同逻辑，统筹兼顾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水文调控的落地衔接。

2004年孙发政（左）被选为《中国发明与专利》杂志封面人物，同年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等

5 理论定位与局限性

5.1 与已有理论的关系

水土生态观并非要替代现有的生态学、水土保持学等学科理论，而是试图在这些分科理论之上构建一个更具统摄性的分析框架。它与发展了近百年的现代生态学理论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如生态系统生态学揭示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而水土生态观则是进一步探究了支撑这一结构与功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景观生态学关注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而水土生态观则是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底层分析维度。

5.2 水土生态观的适用边界

1）空间尺度边界。水土生态观以陆地生态系统为主要适用对象，其核心分析框架在湿地、森林、草原、农田、城市等生态系统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深海热液生态系统、大洋生态系统，植被要素的作用机制与陆地生态系统有重大区别，水土生态观的分析框架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才能适用。

2）时间尺度边界。水土生态观侧重于描述和分析生态系统的稳态、扰动与恢复过程，在生态演替的中长期时间尺度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极端气候事件、火山喷发、陨石撞击等突发性、短时间尺度的生态扰动，该理论更适用于描述扰动后的系统响应与恢复过程，而对扰动本身的预测能力有限。

3）社会系统边界。水土生态观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分析工具，对于生态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解释力相对有限，如制度体制、利益分配等。在具体应用中，需要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相结合。

2012年11月25日，孙发政荣获“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称号，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6 实践启示与展望

6.1 实践启示

水土生态观的提出，是回应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命题的一次理论尝试。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基础理论的创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水土生态观对生态保护与治理实践的启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治理必须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思维，应转向系统诊断、综合施策；二是生态修复的核心目标不是追求某个单项指标的达标，而是重建水、土、植被三者的动态平衡；三是任何土地利用和工程建设活动，都应当将水土生态影响评估作为前置性考量。

6.2 未来展望

未来，水土生态观的发展需要在理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不同类型区域实证应用研究、跨学科理论对话与融合、量化模型开发等方面持续深化。

1）理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水土生态观从理论走向实践应用，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科学、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水土生态状态及其变化。这一指标体系应涵盖水、土、植被三大要素各自的健康状态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2）不同类型区域的实证应用研究。水土生态观在不同的气候带、生态系统、社会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要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加以验证和完善。

3）跨学科理论对话与融合。未来应深入探索将水土生态观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社会—生态系统框架、韧性理论等国际前沿理论进行有效对话和融合，提升其国际学术影响力。

4）量化模型开发。开发基于水土生态观的量化评估模型和决策支持工具，使其在生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修复工程设计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深入推进和水土生态观理论自身的不断完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学理论框架有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工具。

2026年10月15日，水土生态理论创始人孙发政登广西白云山考察西江流域水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