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奖大热门作家贝拉：我是一座沉默的火山

人们谈及写作，往往愿意为它加冕，称其为使命、为荣耀，仿佛那是某种高雅之人俯瞰芸芸众生的缩影。而我知道，写作者不过是从尘土中拾起一片落叶，它不属于殿堂，更不属于赞美，只属于那些曾在黑夜中踽踽独行、在痛苦中尚未麻木的人。

我写作，不为光环，不为利益，更无意迎合谁的眼光。写作是我与绝望之间的搏斗，是我用尽全力，在心灵最深处凿开的一道缝隙，哪怕只透进来一丝一缕的光，也足以使自己感到生命的意义。我心中的火焰不为世界而燃，而是为了不让我的灵魂在沉默中遗忘。在极寒之土，我用字句为自己围起一圈可以取暖的火堆，也为他人守住一点不至彻底绝望的余温。

有人说，我的文字中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但我清楚，那光不是我有意点亮的；那不过是我在废墟中寻找真相时，不经意震落的一点火星。我的每一次落笔，都是战胜自己的勇气，不是为了治愈，而是为了不让伤口继续隐藏。唯有在承认痛的真实后，才有可能开始愈合。

《911生死婚礼》并非是我想写的作品，而是我必须写下的见证。那天，飞机撕裂了纽约的天空，我的好几位朋友也随之化作了一抹燃烧的尘埃。他们未能归来，未能兑现太多的梦与承诺，而我继续活着，于是我写，不是为了解释，也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不让那一刻被尘封在无声的历史角落。我试图用文字扑灭火焰，却只留下了一串滚烫的句子——它们是伤痕，却也是记忆；是废墟，却亦是信物。

我们不能选择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苦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苦难中留下一种怎样的回声。那正是我仍愿意写作的原因。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心之中，仍有良知未灭；也许它就藏在一个词语、一行文字，或一个不肯闭眼的灵魂之中。

写作，是为了不让人类遗忘曾经怎样的失落与绝望；更是为了提醒他们，哪怕万物尽毁，只要有人记得，就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在虹口那座静默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中，历史没有消散，只是沉入另一种回声之中。两万名逃难者的灵魂，在时间的裂缝里依旧低语。他们的生命仿佛未曾完全离去，而是潜伏在墙角的尘埃里，在破碎的照片背后，在铁轨尽头那条被风吹得锈蚀的信仰上。沿着《幸存者之歌》中那交织着哭泣与坚韧的旋律，我聆听到那些声音正穿越电话线，穿越岁月，蜿蜒而至。

黑白琴键缓缓敲响，一如日夜交替之间那永恒不息的钟摆，在生与死的间隙奏出重生的和弦。不是欢乐的旋律，而是那种穿透苦难、在血泪中洗净的希望之音。那声音不高亢，却有穿越岁月风霜的力量——它不宣告胜利，只陈述存活本身就是一种庄严的回应。

我走入人性的旷野，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是为了在其中捡拾那些被遗弃的碎片，那些在历史重压下沉没却仍在颤动的灵魂残片。写作，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守夜。在漫长而无边的黑夜中，我以文字为篝火，试图守住那些不肯熄灭的目光，那些在深渊之侧仍执意跳动的心房。

所以我每一笔落下，都不是轻巧的挥洒，而是如在石壁上凿刻，耗尽力气，只为在这冰冷、迅疾流逝的时间荒原上，留下一行尚存体温的印记。一行也好，哪怕只是一个字，只要真实，就足以抵抗遗忘。

我的笔不求高昂，也不愿炫目。它只愿低垂着头，谦卑地描摹那些在砖缝间颤抖的呼吸，在暗角里蜷缩的温度——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点脆弱与挣扎，那一点尚未被摧毁的柔软。我试图用它去触摸那些沟壑纵横的灵魂，在绝望的悬崖边缘，捕捉那一瞬即逝、却真实存在的星光——如夜色中闪现的萤火，那是良知最后的余烬。

若说写作有何意义，那大概便是：在世界将我们推向沉默与遗忘的边缘时，还能有人记得——那些未阖上的眼睛，那些未坠的星辰，那些在黑暗中仍仰望光明的人心。当文明的外衣被暴力轻易撕裂，那些无辜者的眼睛，那些随世贸中心一同坍塌的笑声，便如同散落在废墟中的玻璃碎片，折射出这世界最真实的面目：它并非建构于理性与慈悲，而是在漫长的历程中，不断用荒谬和血腥为存在注脚。人类擅长用宏大的语言掩盖自身的残酷，而我的笔，从不愿为这些遮羞的辞藻服务。

我记录这些黑暗时，从不施以柔光滤镜。真正的救赎，永远不是自欺的温情，而是在深渊凝视之中诞生的痛苦觉知。写作于我，如同行走于废墟之中，用颤抖的双手搜集那些未曾完全燃尽的木炭——它们带着火的记忆，也保留着温度的可能。

当日本大师天价金壶被无端劫走，我以文字熔炼，铸成更坚固的圣杯；当电子门锁阻碍了归途，我便在纸页上拓印通向自由的诗篇；当品行高尚的创新专家被诬陷报复抛入苦狱，文学便成为他们真理的辩护席，当穿上制服的法官得瑟地犯下特别重大的程序与实体错误，那些揭示真相、排得密密麻麻的铅字极有可能成为载入史册的世界文学经典。

我所守护的火焰，并不依赖我的意志存在。即使有一日我沉默，它也将继续燃烧。因为这世间仍有太多灰暗的时刻，需要被照亮；太多在人类精神洞穴中尚未被看见的角落，需要留下一幅壁画，哪怕只有一道火光，也足以穿透黑暗。

不用赞誉我二十年前写下的《魔咒钢琴》了，它只是一个文学起点，有着许多无法回避的文学短板，但它试图以文明救赎的愿景为灵魂安设出口，也确实闪耀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光辉。然而，当它走入那条名为“人道主义文明裂痕修复”的深谷时，作品的表达却在不自觉间背离了现实的复杂性。历史从不单纯，尤其在战争撕裂的年代更是如此。二战时期，上海接纳犹太难民显现了人性的光亮，那光芒并非在真空中升起。它穿越了日本占领的阴影，租界政治的灰色地带，和本地百姓在贫困线上的日常挣扎。这些层层叠叠该叙未叙的现实可能更赐予文学无比宝贵的质地，而作品却在对善意的急切描摹中，将之过于熨平了。在人物塑造方面，尽管试图建构群像，但“标签化”的表达使他们在精神层面趋于同质。犹太难民在《幸存者之歌》中虽各有身份，但其情感和创伤被收编进统一的表达范式中，使他们更像被塑造的理念，而非真实的人。而那架象征灵魂的钢琴，虽有感染力，却也难免滑入神话叙事的路径，使复杂的创伤转化为一种温和的传说。这种象征的过度承担，使个体挣扎与人性深层的纠结被稀释，最终弱化了文学应有的震撼力。文学，若欲触及创痛的核心，不能止于抒情的涌流。当情感被过度言说，它便失去了在沉默中酝酿的力道。在作品中，战争创痛往往通过密集的抒情语言宣泄而出，却缺乏从情节流动与细节中自然生发的质感。《幸存者之歌》中幸存者的呐喊，若未能在沉默的语境中蓄积能量，便难以穿透人心。而音乐作为救赎意象的反复出现，若无更深层次的精神承载，便只是意象的重复，而非救赎的深化。

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写下了两百余万字的文字，却始终未曾萌生出版的念头。为何？并非因羞于见世，亦非对销量无望，而是我始终知道，那些字句，如同一座沉默的火山，潜伏于心灵的深层。一旦将其唤醒，引而为声，那看似宁静甘美的日常，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因为我明白，真正的文字，若出自灵魂的熔炉，便不止是纸上的语言，而是一种道德的召唤，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一旦现世，便不再只是我的私语，而是对人类集体良知的叩问。

我对自己的反思与冷静让我足以看见我站在哪儿。文学，不是为创伤涂抹金粉，也不是为苦难抬起旗帜。它必须有勇气，在疼痛的最深处驻足，揭开伤口，看见伤口中人性的挣扎、混乱、软弱，乃至那一点点令人羞惭的希望。因此，文学的救赎，不能依赖直白的情感替代真实的体验。唯有在细腻与克制中，深入历史幽谷，刻画灵魂裂缝，文学才能在这混沌与苦难交织的时代，搭建起一座精神的避难所。

那真正的修复，不在琴音回响处，而在每一个不愿遗忘的心灵中，在每一道仍敢于走进黑夜的足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