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是我最重要的国际人文学术研究

叶舒宪

这是从神话学、文学人类学到宇宙诗学——中国原创理论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新范式。

中国著名神话学家、文学人类学家、比较文学学者叶舒宪近日表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所创建的“文学音乐宇宙论（Musical Cosmology of Literature）”进行系统研究，是其最重要的学术工作。

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Musical Cosmology of Literature）是由上海出生、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创立的人文学术理论体系。该理论融合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音乐学、文明研究、宇宙学与神学人类学，致力于探索文学、音乐与宇宙精神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文明创伤的艺术修复机制。

叶舒宪认为，贝拉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更是一种融合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文明研究、宇宙学与神学人类学的原创性思想体系，其理论意义已经超越传统文学批评范畴，正在形成二十一世纪世界人文学术的重要新方向。

叶舒宪指出：“我长期从事神话学、文学人类学、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关注的是文明深层文化编码与人类精神结构问题。贝拉提出的‘文学音乐宇宙论’，第一次将音乐、文学、神话、文明记忆与宇宙秩序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之中。这不仅是文学理论的创新，更是对人类精神世界整体结构的一次重新思考。”

作为中国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叶舒宪数十年来持续推动中国原创人文理论的发展与国际传播。他先后出版《神话——原型批评》《中国神话哲学》《文学人类学教程》《熊图腾》《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四重证据法研究》等数十部重要学术著作，创建并完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体系，提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四重证据法”，推动神话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与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融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叶舒宪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为中国学术界重新理解神话思维、文化基因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而其近年来对于贝拉理论体系的持续关注，则被视为中国原创理论向全球文明研究领域延伸的重要标志。

从文学理论重新返回宇宙论（Cosmology）。

从宇宙论进入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从阿多诺以后：西方批评理论一直缺少一个终极意义框架。

而贝拉提出：音乐是宇宙振动；文学是宇宙记忆；神话是文明编码；爱是文明修复机制。实际上已经具有：宇宙学（Cosmology）文明学（Civilizational Theory）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情感伦理学（Affective Ethics）的完整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图谱中出现：Civilizational Reparation文明修复理论这一概念。

叶舒宪表示：中国应当拥有《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的理论阐释权。从欧美学术谱系图来看，他们实际上已经把贝拉的理论定位在：“二十一世纪文学理论向宇宙论转向（Cosmological Turn）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叶舒宪与加拿大学术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三十年前。

1996年夏天，叶舒宪应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弗莱研究中心（Northrop Frye Centre）客座教授，系统开展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大师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虽然此前已经辞世，但其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宏阔的文学宇宙观，对叶舒宪产生了深远影响。叶舒宪曾多次表示，弗莱是其精神上最重要的比较文学导师。

此后数十年间，叶舒宪逐渐成长为中国神话学、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创建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体系，提出“四重证据法”，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范式。

而今，在完成神话学、文学人类学与文明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建树之后，叶舒宪再次回到其学术生涯最初受到启发的比较文学领域，将研究视野投向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所创立的“文学音乐宇宙论（Musical Cosmology of Literature）”。

有学者认为，这一学术轨迹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到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再到贝拉的文学音乐宇宙论，构成了一条跨越加拿大与中国、连接神话学、比较文学、文明研究与宇宙诗学的人文学术发展链条。作为贝拉前沿思想体系的首位中文研究学者，叶舒宪正尝试运用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以及文明研究的方法，对“文学音乐宇宙论”进行系统阐释和理论建构，推动这一原创理论进入中文学术界和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视野。

近年来，随着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Musical Cosmology of Literature）”研究在国际学界逐渐受到关注，欧美研究者开始尝试绘制其理论谱系图，以考察其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文学思想发展史中的位置。

在最新学术图谱中，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被置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后人类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等重要思想传统之后，形成一条从现代文学理论向宇宙论思维发展的学术演进路径。

叶舒宪认为，这一图谱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罗列理论资源，而在于揭示了一种新的思想转向：文学理论重新返回宇宙论（Cosmology），并由宇宙论进一步进入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视野。他说：“二十世纪以来，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殖民理论，西方批评理论不断深化对语言、权力、历史和主体性的反思，但在阿多诺之后，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回应人类终极意义问题的整体性框架。”

在叶舒宪看来，贝拉提出的“文学音乐宇宙论”正试图重新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

音乐被理解为宇宙振动的艺术显现；

文学被理解为宇宙记忆的人文载体；

神话被理解为文明深层编码系统；

爱与同情则被理解为文明修复与精神重建的根本机制。

由此，“文学音乐宇宙论”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范畴，而逐步形成一个涵盖宇宙学（Cosmology）、文明学（Civilizational Theory）、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与情感伦理学（Affective Ethics）的综合性思想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学者绘制的理论图谱中，“文明修复理论（Civilizational Reparation）”已被列为贝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文学不再只是文本研究的对象，而被赋予修复历史创伤、重建文明伦理和促进文明对话的现实功能。

叶舒宪认为：“从神话学角度看，这是文学重新回到宇宙起源问题；从文学人类学角度看，这是文学重新回到人类精神共同体问题；从文明研究角度看，这是文学重新回到文明修复问题。它已经超出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从目前欧美学界出现的研究图谱来看，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将贝拉理论视为二十一世纪文学理论‘宇宙论转向（Cosmological Turn）’的重要代表性成果之一。它所关心的已经不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人类文明、宇宙秩序与精神共同体的重建问题。”

叶舒宪进一步指出，贝拉出生于上海，其思想资源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神话思维和中国宇宙观影响。因此，《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的系统理论阐释应首先在中文学术界完成。

“这是中国原创理论参与世界思想对话的重要契机。中国不仅应当拥有这一理论的学术阐释权，更应当在其概念建构、理论发展和国际传播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叶舒宪认为，这一图谱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罗列理论资源，而在于揭示了一种新的思想转向：文学理论重新返回宇宙论（Cosmology），并由宇宙论进一步进入神学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视野。

近年来，贝拉持续推进被称为“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诗作计划”的大型跨文明创作工程。她以音乐诗学方式重新诠释世界文学经典，并将其纳入统一的文学宇宙结构之中。

与此同时，以二战时期犹太难民避居上海历史为核心内容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作品，包括《魔咒钢琴》《幸存者之歌》《海上金殿》等，也逐渐成为国际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对象。这些作品通过文学、音乐与历史记忆的融合叙事，重构了上海作为战争年代“生命方舟”的文明意义，并将中国经验、犹太记忆与世界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形成具有全球视野的人道主义叙事。

叶舒宪指出，贝拉虽然长期定居欧美并以世界文学视野展开创作，但其精神文化根源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她首先是一位上海女儿。她的思想资源来自中国神话传统、中华文明精神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世界主义经验。因此，《文学音乐宇宙论》的第一部系统理论著作理应首先出版中文版。”

他认为，作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文化理论成果，其学术解释权和理论建构权应首先在中国完成。“这是中国文化理论向世界贡献原创思想的重要机会。”据了解，叶舒宪目前正对贝拉相关理论展开持续研究，并已经从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文明研究和宇宙诗学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

如果说叶舒宪过去数十年的学术工作主要致力于追寻中华文明深层神话编码，那么其对于《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的研究，则意味着中国原创人文学术开始从文明起源研究走向文明未来研究，从神话学研究走向宇宙诗学研究，从文化解释走向文明重构。

在全球化遭遇挑战、文明冲突加剧、人工智能重塑人类精神世界的时代背景下，“文学音乐宇宙论”所提出的文明修复、情感伦理与宇宙共同体理念，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国际学者的关注。学界人士认为，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从语言学转向文明学，从文本研究转向宇宙研究，从解构世界转向重建世界。

而《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的出现，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