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贝拉从“犹太人在上海”小说到震撼国际学术的思想哲学体系

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

近日，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提出的“音乐文学宇宙论”（Musico-Literary Cosmology）受到国际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跨学科人文研究领域关注。该理论以音乐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将音乐、文学与文明研究相结合，尝试回答全球化时代文明隔阂、文化分化与共同经验重建等重要议题。

不同于建立于单一民族文化经验基础上的地方性理论，“音乐文学宇宙论”形成于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及跨文化流散经验之中，以英语学术表达为主要载体，立足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国际研究框架展开理论建构。学界认为，这一理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输出，而是在全球学术体系内部形成的原创性跨学科探索。

贝拉的理论延续了音乐形而上学数千年的思想传统，并进行了当代转换。音乐形而上学作为探讨“音乐本质”“音乐与宇宙秩序”“音乐与人类存在关系”的哲学分支，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天体音乐”的宇宙和谐理论、中国《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思想，以及印度“声音即梵”（Nada Brahma）等传统。贝拉在继承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提出“音乐文学宇宙论”，将音乐理解为人类共同经验的共振机制，将文学视为文明记忆与文化共情的重要载体。

根据其理论框架，人类不同文明犹如交响乐中的不同声部，历史、地域、文化差异造成了彼此之间的“失谐”，而艺术特别是音乐与文学，则能够通过共情与经验共振，帮助不同文明重新建立理解与连接。这一理论强调，面对当今世界日益复杂的文明冲突，仅依赖政治、制度或权力逻辑难以完成深层修复，而艺术所激发的共同体验，或可成为重建文明互信的重要路径。

学术研究者叶舒宪指出，“音乐文学宇宙论”的意义，在于将传统音乐形而上学长期关注的“宇宙和谐”命题，由哲学思辨进一步拓展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跨文明伦理。音乐不再只是审美对象，而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经验、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文学也不再只是语言艺术，而被重新定义为承载文明记忆、激活共同经验的共振载体。

这一理论同时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将音乐形而上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神话学、文明史、哲学、美学等多个研究方向纳入统一框架，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值得关注的是，贝拉的相关研究进入国际顶级学术领域。意味着这一理论开始参与全球人文学术讨论，使其进入全球比较文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传播渠道，为未来持续引发国际学术讨论创造了条件。

有学者认为，与通常依据地域或国别文学进行分类不同，贝拉的发展路径更接近国际思想史中“思想家型作家”的成长模式。其研究重点并非建立某一种民族文学叙事，而是尝试通过原创理论回应全球共同面对的人文命题，将文学研究与文明研究、哲学研究相结合，探索跨文明理解的新方法。

从音乐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来看，这门拥有近三千年历史的哲学传统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音乐究竟是什么，它与宇宙、人类及文明之间存在怎样的深层联系。从古希腊关于数字比例与宇宙秩序的思考，到中国礼乐思想强调天地人和，再到现代哲学关于存在、意志、体验与实践的重新诠释，音乐形而上学不断演进，也持续影响着文学、美学及文明研究的发展。

贝拉提出的“音乐文学宇宙论”，正是在这一漫长思想传统基础上的一次当代理论延伸。它尝试将古典哲学中的“宇宙和谐”观念转化为一种跨文明共情伦理，通过艺术经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也为关于文明交流、共同体建构以及世界文学未来发展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贝拉将文学重新定义为一种“文明修复”的实践，而不是现实的镜像。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思想获得新的现实意义。人类真正不可替代的，也许不再只是创造能力，而是感知能力；不是信息，而是共情；不是计算，而是灵魂。贝拉认为，未来真正伟大的文明，不只是技术文明，而是能够重新理解生命、情感与神性的文明。贝拉这种强调“文明修复”“跨文明共情”的理论路径，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方向。随着这一理论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贝拉文学音乐宇宙论”将持续在比较文学、哲学、文化研究及跨文明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叶舒宪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