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为公”到“一间教室”：走近教育学者曾亢老师

202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一个多世纪前，这位“革命的先行者”在颠沛流离中写下“教育为立国的要素”，断言“学者，国之本也”。他痛感旧教育“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的积弊，把新教育的目光投向一个更朴素也更沉重的问题：读书究竟为了什么。他的回答是——“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一百六十年过去了。这些话今天读来，并不因时间而褪色，反而在一种安静而持久的实践中获得了具体的形状。在深圳市宝安区弘雅小学，思政课教师曾亢用二十五年时间，回答的正是孙中山当年提出的那个问题。

“做大事”的另一种写法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对青年学子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这句话放在曾亢身上，有一种近乎“逆行”的契合。2001年，他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毕业，放弃了珠三角公务员的稳定岗位，走进一所小学，成为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后转为思政课教师。在世俗的眼光里，这算不上一件“大事”。但曾亢的理由很朴素：小学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思政教育是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核心环节。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从来不是职位的高低，而是事业是否指向他人、指向国家、指向未来。曾亢选择的那间教室，恰恰是这种“大事”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落点。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在宏大叙事中一次成型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孩子最早接触“什么是善、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国家”的那些时刻里，一点一点沉积下来的。孙中山把教育提到“立国”的高度，曾亢则把“立国”拉回到一间教室里，让它变得可触可感。

从“说教”到“共情”：让“公”变成孩子听得懂的语言

孙中山讲“天下为公”，讲“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一种宏大的伦理理想，但放在小学课堂上，如果只停留在词句的背诵和口号的重复上，很容易变成曾亢所警惕的那种“说教”。他破解这一困境的方式，是独创“三维教学法”：经典诵读、现代技术与社会实践三者融合，让思政教育从“灌输式”变为“体验式”。

更关键的是他对思政课性质的重新理解。他说：“思政课不是‘说教课’，而是‘共情课’。”在一堂讲述焦裕禄的课上，他没有先讲道理，而是让孩子看见画面、听见细节，一个二年级男孩在课后走到他身边说“我哭了”。那一刻，孙中山所说的“替众人服务”“为国家服务”，不再是一个需要背诵的命题，而是一个孩子用自己的情感触碰到的东西。从“天下为公”到“共情”，中间隔着的不是理论的简化，而是一个教育者愿意蹲下身来，用孩子能够感受的方式，把“公”的温度传递过去。

曾亢的实践并不止于一堂课。他带着学生走进孝德园、走进科技企业的车间、走进红色场馆，让价值观从抽象概念变成可感知的生命经验。他依据不同年段学生的认知水平设计梯度化的育人路径：低年段培育基础道德素养，中年段侧重仁心雅趣，高年段深化责任认知。孙中山当年主张“有教无类”、教育要“回复人格”，曾亢则把这种理想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年龄段的成长节奏，让它落进日常。

基础教育：那个“看不见”的根基

孙中山有一个判断在今天格外值得重温：“要教育少年，那班少年受了教育，十多年后，便成有用的人……如果他们失去了教育，你们以后的人才，便新旧不相接，以后的事业，便没有人办。”教育的功效从来不在当下显现，它是在十多年后、二十多年后，以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责任的方式，慢慢浮现出来的。

曾亢二十五年扎根一所小学，从“最美教师”到“十佳匠心教师”，从三尺讲台到高校学术平台的特聘专家，走的是一条“实践—理论—实践”的路。但所有这些头衔和荣誉，最终都要回到那间教室里接受检验：一个孩子走出小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留下一点关于“为他人”“为国家”的温热。孙中山诞辰160周年，我们纪念的是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人，也是一个把“教育”放在“立国”根基上的人。而在深圳的一所小学里，有人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安静地、具体地、日复一日地，接住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