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家言烈士

西岭千秋雪,风华九州传。作为成都两个革命老区县之一的大邑县,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刘家言就是其中的一员,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段历史,就连很多当地人也不了解他,直到前些年因工作关系整理烈士名录,一点一滴的汇总集结,一个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由里到外走进大众的视野。

民国时期的大邑,是一个搅动四川风云的地方,刘文辉和刘湘叔侄、刘成勋都是大邑人,都曾割据一方,是四川的大军阀,刘成勋曾短暂任四川省省长兼川军总司令,刘文辉、刘湘曾先后出任四川省主席。刘家言的父亲刘国孝是刘成勋派系的,也是刘文辉、刘湘所在的大邑刘氏家族一员,大邑刘氏家族在民国期间达到了鼎盛,当地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的说法。

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篇章,刘家言恰在那一年于大邑王泗出生。7岁时,父亲刘国孝任国民革命军第23军第1师师长,不久,第23军军长刘成勋与刘文辉争夺地盘中兵败,回大邑当起了富家翁,刘国孝也厌倦了军阀争斗,随即退出了戎马生涯。我很好奇刘家言年少时的经历,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没有只言片语保留下来。

刘国孝思想进步,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赋闲回家后,他先后结识了车耀先、王干青等,尤其和王干青交谊深厚,后来其女儿嫁给了王干青的儿子。王干青、车耀先先后于1926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刘家言。

1936年,刘家言到成都协进中学读高中,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重要活动据点,有“红色学校”、“成都的陕北公学”的美称,刘家言在这儿又得到了进一步洗礼。西安事变后,车耀先赓即于1937年1月创办了《大声》周刊,宣传抗日、反对内战,刘家言是《大声》的忠实读者。

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泸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头,混战二十多年的四川军阀毅然停止内战,出川抗日。四川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以血与肉书写了一篇壮烈的抗日画卷。王干青作为刘湘的私人代表两上延安联共抗日。

1937年底,刘家言和姐夫王泽丰随王干青到了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是中国抗战史册上的一座丰碑。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对“抗大”恨得咬牙切齿,声称“宁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抗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学员们七八人挤在一个窑洞土坑上,连翻身都很困难,跳蚤、老鼠多得可怕,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刘家言和姐夫先是插班在第三期第三大队(知青大队),后被选入第四期第一大队(军事大队)学习,大队长苏振华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在当年组织开展了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运动”,鼓励学员们相互竞赛。刘家言面对生活上的困难,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还把家里寄来的钱都捐赠给了学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刘家言和姐夫在这里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被锻炼成了革命的职业家,于1938年8月7日同时被吸收为中共党员。8月下旬,刘家言经组织分配,被派回成都工作。川康特委副书记邹凤平亲自和他谈话,要他不要暴露身份,做党的统战工作和负责筹措党的经费。他的党组织关系未编入地方支部,直接受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的领导,单线联络。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集团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第一次反共高潮拉开序幕。

刘家言回成都以后,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社会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当时新津县张场小学是党的一个活动据点,他和张黎群经常到这里当义务教师,讲抗日、讲革命,肖汝霖、陈仕英等年轻人深受教育,肖汝霖“脱去西装穿草履”干革命写的是自己,也是致敬张黎群、刘家言,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不惜抛弃优裕的旧生活,站在了人民这一面。

1940年初,刘家言对肖汝霖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办个青年组织来进行活动”。肖汝霖串联大邑、崇庆、新津各地放假回家的一些大、中学生,在唐场举行春节联欢活动,举办诗歌会、歌咏会,给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流亡三部曲》等节目,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生家长反响很好。随后,肖汝霖以参加活动的大、中学生为基础,发起成立了“大邑青年学会”,成都、崇庆、新津、大邑等地的一些学生和社会青年七、八十人参加,刘家言、赵家琮、傅承筠等共产党员都加入其中。刘家言将其位于成都槐树街住宅作为“大邑青年学会”分会会址。

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疯狂搜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罗世文、车耀先等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被捕。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纷纷疏散隐蔽到外地或乡下,刘家言尚未暴露,仍留在成都工作。刘家言组织青年学会核心成员参加了“青年救国社”,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不久,张场小学的进步活动暴露,党员全部撤往刘家言位于崇庆县的家中,临时以当家庭教师为掩护。刘家言经常为同志们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甚至为有困难的同志抚养孩子。当时,进步青年称他为“小孟尝”,党内同志称他为“好后勤”。

1942年夏,张黎群在调往南方局工作前,向刘家言传达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要求地下党人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广交朋友,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做统战工作。当时国统区地方党组织基本停止了发展党员。一直以来积极要求进步的肖汝霖直到1948年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43年10月,第24军136师师长刘元暄想招揽一批人才到西昌,派《新康报》总编辑许成章到成都物色。刘家言通过原来安插在西昌的陈仕英与许成章多次接触,许成章见刘家言、付承钧、肖汝霖、赵家琮等气宇不凡、谈吐不俗,便有意招揽。刘家言组织成都、大邑、简阳等地20多个进步青年,分两批到了西昌,分配进24军及西昌地区政府、学校、新闻等单位工作,这些人成了我党在西昌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力量。

1943年,刘家言家位于成都槐树街的花园公馆外厢房对外出租,租房客的侄女张坤璧,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在假期来到了这里,两人在这一年相识,后来她成了刘家言的未婚妻。据张坤璧老人回忆说,最初她对刘家言这类富家子弟没什么好印象,没怎么注意他。初次接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公开购买《新华日报》,刘家言提醒她这样很危险,并表示他可以直接提供,叮嘱她如何做、注意些什么。从此以后,两人逐渐开始交往,刘家言常常给她解读当时的政治时局,张坤璧逐渐被刘家言追求民主正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热情所吸引,也被引导参与了一些充满危险的活动。一年后,两人正式举行订婚仪式,准备等张坤璧毕业后就结婚。

1944年上半年,因为出现叛徒,刘家言不能公开露面, 他将青羊宫附近一家私人肺结核医院作为自己的联络点,告诉张坤璧毕业后暂不要公开工作。张坤璧在当年暑假,经刘家言安排以治病为由,在这家医院一直住到抗战胜利。从这一时期开始,刘家言的党员身份暴露,这让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需要更加隐蔽。

1944年秋,日本占领黔南重镇独山,陪都震动、人心惶 惶,刘家言奉命筹建地方抗日游击武装 ,他一方面在新津张杨积极筹措粮食备战,另一方面与肖汝霖、康晓风等一道积极向大邑地方实力人物宣传“抗战到底”,积极准备武装抗日。不久独山收复,形势缓和,组建抗日游击武装队伍活动也停止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刘家言经中共党员杨景凡介绍,认识了胡春浦,胡春浦当时以其经营的向峨煤矿为基础,成立了“群生公司”成都办事处,为党筹集经费。1946年春,刘家言将大邑的200亩田产变卖500万法币投入公司,还在友人中为公司募股。同年底,胡春浦将“群生公司”更名为“大有字号”,“大有字号”取自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大有农场”。不久,在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的主持下,“大有字号”成立了胡春浦、刘家言、张仍荣三人党小组,胡春浦任组长。以经商为掩护,“大有字号”成为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联络的重要“据点”,开展了许多上层统战和情报收集工作。“大有字号”负责提供川西党组织、华西晚报每月固定经费,同时还负责地下武装经费筹集、来往活动路费等等,是当时地方党组织活动的重要经费来源。1947年,为了解决公司经费困难 ,刘家言又变卖了成都槐树街三层花园洋房计6000万法币投入公司。朋友劝他:“房产是祖业,卖不得。”他说:“这些祖业,本属人民的,早该还给人民了。”刘家言卖房后租住简陋房屋,时着粗布衣衫。

刘家言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浑身有光的人。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他在“抗大”的艰苦生活里享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他在党有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奉献了自己的万贯家财。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16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同年7月,刘家言向肖汝霖传达了党在国统区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战争的指示精神,要求肖汝霖在大邑地区迅速组建一支地下武装。肖汝霖展现了非凡的组织动员和行动能力,以袍哥武装、宰烟帮的名义组建了两支地下武装。大邑的地下武装斗争得到了川康特委的充分肯定,1948年3月,川康特委将大邑、邛崃、仁寿等地的武装统一起来,成立“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和“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肖汝霖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肖汝霖、徐达人与匪徒郭保芝等相遇被捕,当晚刘文彩下令将他们枪杀于苏场王幺店子。肖汝霖牺牲一年后,这支武装队伍发展成拥有近5000人的川康边游击纵队,在解放成都战役中战果显著。刘家言主要负责筹措武装斗争所需经费。

1947年秋,因意外牵涉“小民革”案,胡春浦被捕,“大有字号”被查抄。刘家言立即随大邑地下武装进山,随后他又到西昌、冕宁一带经商,为党筹集经费。

1948年春节,他和未婚妻张坤璧携巨款到雅安“大有字号”职工、地下党员王逸平家,意外被24军刘文辉部抓捕,张坤壁通过同学关系保释,但刘家言由于之前党员身份已暴露,继续被关押。刘家言家中积极展开营救,堂兄刘元暄已准备从西昌赶到雅安办理保释。无奈刘家言被捕消息被军统蓉站副站长刘鉴先得知,刘鉴先立即报告了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徐远举下令立即解送重庆,刘鉴先亲自从成都赶到雅安提人。连续几次提审,刘家言都坚持说自己是个生意人。刘鉴先气急败坏的说:“你堂堂一个师长的大少爷,家中富有,却穿旧着烂出入闹市,省吃俭用却重金资助别人,不是共产党员是什么?”随后,刘家言和已保释又被抓捕的张坤璧一起被押解送往重庆渣滓洞。

刘家言和张坤璧到达渣滓洞的当天,正好看见胡春浦和几个人在渣滓洞院子里打篮球。后来,张坤璧、胡春浦经营救先后获释。刘家言牺牲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他和200多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被国民党残忍杀害。

渣滓洞是一个魔窟,是一面照妖镜,也是炼丹炉,它能放大心中的软弱,也能锻造出不坏金身。被叛徒指认后立即叛变的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受刑不屈却因亲情挂念投降成了军统特务的李文祥,严刑拷打招供后又痛定思痛猛然觉醒的蒲华辅,受尽酷刑、宁死不屈的江姐(江竹筠),穿貂皮大衣享受特殊生活待遇仍然扮着大资产家的胡春浦。志士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心中那一片光明。

刘家言被捕后临时取名为刘笃君,在狱中他经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不曾屈服,后来他佯装神经失常对付特务的审讯,特务说:“刘文辉的侄儿被吓憨了”。由于他的案情和其他地下党人无涉,敌人也没有掌握更多把柄,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解放后,人们在整理牺牲在11.27大屠杀中的烈士,只知道渣滓洞平六室关押的一个烈士名叫“刘笃君”,但不知道他就是刘家言。2010年,张坤璧老人接受采访时痛心地说:我活着出狱了,恢复了本名,但刘家言的真名却几乎被人遗忘。

谦谦君子,笃志前行。刘家言被捕前化名为刘笃君,我想他就是这样的人。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不惜用生命点燃那一抹光,照亮民族前行之路。刘家言如此,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也是如此,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魂。(作者系:大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何浩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