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母亲让我学会在苦难与挫折中歌唱——嫁给文学，是奇异恩典

有一个好母亲，人生便赢了一半；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你便拥有一片不可战胜的夏天。母亲的格局，决定了孩子仰望的天空；母亲柔情中的力量，则会温润心田，锤炼品格，使孩子在人生的风雨中依旧光彩夺目。

记得在日本留学的那一年，母亲来探望我。深秋的秋叶原，落叶如金色的信笺铺满人行道，我们手牵着手。她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女儿，人生会给你无数理由哭泣，你要学会自己去寻找歌唱的理由。”

作家贝拉

年轻的我，并不懂这句话的分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最深的精神训练——在废墟之中，仍能守住一朵花的姿态。

母亲所说的“歌唱”，不是自欺的欢愉，而是一种苦难深处的自我救赎。茨维塔耶娃曾说：“诗人不为幸福而歌唱，他歌唱，是因为没有幸福。”我深知，那歌声并非轻盈的旋律，而是撕裂中溢出的光，是在黑暗里不屈的呼吸。

贝拉的母亲

这些年，我见证的挫折与苦难愈来愈多。然而，我拒绝让自己滞留在悲伤中。我选择面对磨难时沉静如秋月，把一切沉淀为文学——在那里，我看见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芒。原来，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之时，文学或许早已消亡；而苦难的裂缝里，才真正渗出文学的光。

我见证了创新专家遭受打击报复、蒙受不公的悲剧；也见证了某位法官亲手撕裂司法的尊严与正义……这些并不是陌生新闻中的抽象符号，而是降落在那些最纯真、最美好心灵之上的重锤。它们令人震惊、难以置信，甚至荒诞。

在厄运降临时，愤怒与哭泣是本能。但我常宽慰他们：“来吧，让我们唱圣歌。”

世界上有太多灵魂被历史与现实的重压击碎。有人沉入静默的湖底，有人被愤怒烧成灰烬，有人成为漂泊的气球，挣脱尘世而远去。而我，只能用文字与音乐，为他们奏一曲不被风吹散的安魂曲。

罗纳德哈伍德在《钢琴师2》中写下这样一幕：一位流亡上海的犹太钢琴师，在被炸毁的虹口码头上弹奏肖邦。他的琴声穿过废墟、饥荒与流放，穿越被驱逐的夜，像一根细而坚韧的丝线，把破碎的心一针一线地缝合。

索尔·贝娄说：“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是向人发出的呼唤。”我深信，如果我的歌声能穿越时空，让那些孤独的灵魂听见回应，那便是写作的意义。

在痛苦面前，我不把歌唱当作慰藉，而是当作抵抗。布罗茨基在流亡中写下：“诗歌不是为了取悦，而是为了生存。”文学于我亦是如此——它是我面对谎言与遗忘时的唯一武器。我知道，黑暗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消散，但歌声会在另一个地方回荡，也许在某个陌生的国度，有人因此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纪伯伦在《先知》中写道：“最深的痛苦，往往孕育最纯的歌声。”歌唱，不是因为生活本身美好，而是因为我们渴望它美好。即便在最浓的夜色里，我仍要用文字与琴声告诉自己：风会停，花会开，而人心的歌，比一切都长久。

我常想，母亲当年握住我的手时，或许已经预见到我将走上一条世界之路。那不是一条为掌声铺设的道路，而是要用生命去换取真理的路径。嫁给文学，不是为了名与利，而是一种奇异恩典——你必须先接受它的孤独与代价，才能拥抱它的庄严与丰饶。

在我写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母亲的影子——那种在风雪中不低头的姿态，那种在荒芜里守住一朵花的信念。犹太母亲在战火中抱紧孩子，上海女人在封锁年代熬一锅温暖的汤，这些身影交织成我笔下的母性河流。

文学让我明白，苦难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扇门——它逼迫你穿过去，才能抵达更辽阔的地方。肖邦的夜曲与雨滴前奏曲，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乃至上海老街上的一声吆喝，都是我通往那个辽阔世界的路标。

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老去，琴声会停，书页会泛黄。但母亲教我的那首“歌”，会在别人心里继续唱下去。它或许不是旋律，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不向邪恶屈膝，不向荒谬低头，不向沉默妥协。

也许，这便是我此生唯一的使命：在尘世的喧嚣与废墟之间，为人类留下一些能在黑暗中点亮的音符。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文学是人类良知的守望。”而我愿意用一生，去做那个守望的人。

所以，当有人问我，是否期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总是微笑着摇头。奖项会褪色，掌声会停息，但母亲在秋叶原那天说的那句话，会永远陪伴我——在人生最寒冷的日子里，去寻找歌唱的理由。因为歌唱，不是为了让自己忘记痛苦，而是为了让痛苦，也有机会变得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