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无法摧毁人类的爱——作家贝拉解读《9·11生死婚礼》生命之光

“死亡并不总是终点，有时它只是历史的另一种形式。”——贝拉

贝拉女士，我们先从一个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开始——《911生死婚礼》是真实的吗？

贝拉：它是一部小说——但也确实是真实的疼痛。

911事件发生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置信，那年冬天我在多伦多，零下二十度。我们母女围在火炉旁，探讨这场摧毁了文明的灾难；我妈妈鼓励我写作，她知道我小时候就有作家梦，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她说你不用写灾难本身，写发生悲剧后人类如何学会重新去爱，从爱一个人开始爱这个世界。我沉淀酝酿了大半年，五月底开始，我用17天写完，一气呵成、没有回头看一下，也不懂如何修改，然后就发电子邮件给了未曾谋面的白烨老师。他收到后只回复了一句话：“写情的高手”，两个月之后，也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它就出版了，在新浪中心首页连载，引来万条留言，成了畅销书。很多人以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一概否认，但后来我懒得去解释了。人们想要相信什么，就会相信什么。

那您当时的真实经历，对这部小说有影响吗？

贝拉：当然。文学无法凭空而生，它总有一部分是从作者的生命经验里走出来的——就像树叶中的光，是从缝隙里透过来的。

2001年，我的一个朋友在世贸中心遇难。他是那种很少被写进灾难新闻中的人，一个安静的、有文学气息的金融专家，是他带我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让我读懂玛德琳蛋糕中的时间之河。他曾在钢铁丛林中带我穿越沉默的缝隙，聆听华尔街黄昏下的孤寂。那天，我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看到电视上那栋楼倒塌，我几乎昏厥……他的消失让我无法释怀。《911生死婚礼》里，那场原本应该举行的婚礼，那个等待爱人归来的女子，某种意义上，是我对他、对所有失去生命的灵魂写下的悼词。

所以，《911生死婚礼》是一场用文字完成的“婚礼”？

贝拉：是一场“婚礼-葬礼”交织的仪式。是我为所有无法发声的灵魂写下的告别。

我想象一位女孩站在曼哈顿街头，烟尘弥漫，等着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她没有大喊大叫，却奔向火海，最终，她站住了，静静地，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埋进废墟。我觉得，人类在真正的苦难面前，其实没有那么多激烈的情绪，有的只是沉默。而沉默本身，就是最深的哭喊。911之后，很多罹难者家人来悼念，他们站在废墟前，面无表情，比起哭得声嘶力竭的悲伤，那种疼痛是钻入心底的。无声、哭不出是悲痛的最深等级。

据说这部作品简体与繁体版不一样，是这样吗？当年曾引发过电影版权的轩然大波，到底发生了什么？

贝拉：是，国内简体版把激情段落与宗教信仰描述删了；等我完成手上几本新书出版后，再去重新润色几部旧作。

关于版权风波是这样的：《911生死婚礼》三部曲在台湾出版后，一场由一名“台独”背景评论人曹某青发起的文化攻讦悄然登场。他以惯技挑衅，将矛头直指新加坡SNP北京出版中心负责人安波舜，指其借“天价版权”操弄舆论、以版权为幌炒作图书销量。此文一出，京城文坛风声鹤唳，因为众多曾为该书撰文的清华、北大与中国社科院的顶流学者们也被逐一点名，硝烟味浓如纸上开战。荒诞的是，那时身在洛杉矶的安波舜正与好莱坞电影投资公司商谈改编事宜，而我——那个远在冰封多伦多、围坐炉火旁写稿的小说作者——竟也无辜“入戏”，殊不知，那时我与安老师素未谋面，影视版权早交由出版方SNP全权代理，此番莫名“被牵连”，恰如炉边读书，忽闻窗外流弹穿墙，令人哭笑不得。

事后方知，此人在美靠“台独”资助行文，笔锋虽疾，逻辑却如盲人夜行，前句设障，后句自绊。昔日他亦曾以同样声调怒斥杨澜夫妇等多人，不值一哂。而他那次确实看走眼了，安波舜属于那少有理想主义的出版人。翌年，由他一手策划的《狼图腾》问世，其图书与中法合拍电影双双大获成功，成为国际华文出版界迄今难以复制的奇迹。

实则，版权售出而项目搁浅，乃全球惯常——从好莱坞到宝莱坞，从巴黎到上海，无非浮沉一梦。一个故事若能被理解，已属万幸；若能跃上银幕，走入世界，则是命运难求的偶然恩典。

有读者说，《911生死婚礼》“太过真实”，甚至不像小说，您怎么回应这种评论？

贝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误会。

很多人对“小说”有种误解，认为它必须充满离奇、幻想、戏剧性。但我相信小说最核心的力量，在于它能承载真实情感、历史创伤与人类经验。当虚构的文本能让人流泪、相信、甚至怀疑现实，那么它就已经跨越了文学的边界。

有人在签售会上给我看一张褪色的华文报纸剪报，上面写着“华尔街精英与女作家的未竟婚约”，我愣住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当作家把自己所有的悲悯倾注进一个虚构故事时，现实会自动为它补上背景。

您笔下常有一种朦胧的“她”与“我”交织的结构。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学手法吗？为什么以贝拉为笔名？

贝拉：对女性作家来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她”是“我”的倒影，是我内心最深处那个永不会被现实压垮的自我。《911生死婚礼》是我第一部小说，我用“贝拉”笔名创作，这个名字，既是神圣誓约的回响，又是我记忆深处某段岁月的钥匙。它唤醒了我初到多伦多时的片段：55号伊莎贝拉街，一条静谧的街道，一栋极其温馨舒适的酒店公寓，窗外无声飘落的雪，心中有一团暖火在轻轻跳跃。那段日子，像北国长夜中亮着灯的窗，白雪皑皑，孤独而澄澈，似梦非梦。

其实，我一直在与“贝拉”这个名字对视。它曾是我笔下塑造出的角色，也被我用来区分写作与生活的不同世界；可如今，到处都是“贝拉”——影视剧里的吸血鬼，剧本杀中的杀手，AI生成的千奇百怪的女孩……这些影像让我感到一种陌生。最近我正在想：当中文版新书出版的时候，是否应该用回自己的本名？

听说您曾想放弃写作，是疫情经历重新找回了创作的激情？

疫情之前的十多年里，我大多生活在上海与东京——两个喧嚣而华丽的城市。在这样的都市日常中，我渐渐丧失了对苦难的敏感与对疼痛的真实感知。甚至连我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在早期创作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中，前两部是肤浅的，情感与历史都流于表面。这种自觉让我长久陷入焦虑：我渴望沉下去，而不是漂浮在人潮的表面。

那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写作，与周遭环境抗争，也与内心的混沌反复和解。但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出版的欲望，只是默默积累——写下了两百多万字，如同把一座沉默的火山藏在身体里。

直到疫情降临。旅行骤减，宴席散尽，生活倏然静止，我忽然重新听见了文学的声音。死亡、隔离、脆弱、失联……这些曾经被个体独自承受的创伤，忽然成为了全球性的集体经验。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2001年那个清晨——那个让我写下《9·11生死婚礼》的激情。我重新意识到：文学依然有它的位置。哪怕它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至少可以安放人们的恐惧与悲伤。

于是，我完成了《魔都云雀》《海上金殿》，也从那两百多万字的山体中，提炼出《舟山路59号》和《贝拉日记》。这些作品以音乐与文学的双重结构回应瘟疫、战争与离散的主题，它们不止书写创伤，更尝试触摸文明、救赎与世界的修复。归根到底，它们属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回响。

现在回看当年的“911”，您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贝拉：是一杯黑咖啡。

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却看见双塔崩塌的一瞬。纽约的心脏仿佛被掏空。我瘫坐在沙发上，咖啡冷掉，整个世界仿佛静止。

我无法描述那种感受。它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缓慢坍塌的悲伤。仿佛你的世界某个熟悉角落，突然永远消失了。

后来我明白，那天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朋友，更是我对“时间会带来答案”这种信念的终结。那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地思考文学呈现苦难的力量。

您的小说里有很多关于“涅槃”的意象。您相信重生吗？

贝拉：我相信记忆可以带来重生。不是说我们可以回到过去，而是说，我们可以赋予过去新的意义。在世贸废墟上洒满玫瑰，在小说中为逝者办一场婚礼——这些，都是我对生命的回应。

文学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它是我们对历史和人心的凝视。它是一种不愿妥协的悲悯，一种持续发光的信仰。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时，贝拉站在窗前，望着初秋的温哥华市中心海港，阳光落在她肩头，像她文字里的光——不刺眼，却穿透人心。她说：“我只是借用别人的杯盏，盛放我自己的悲欢。”这句话久久萦绕在我心头，或许，这正是文学与人道主义之间最深的连接点。

《911生死婚礼》三部曲已成为贝拉最初显现的人道主义文学作品；无论现实是否如纸页所写，贝拉笔下的那些“存在过的灵魂”，终将长眠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