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贝拉在日本翻译藤野先生追忆学生鲁迅的散文，百年师生情再现

2026年3月17日，日本东京。加拿大华裔作家贝拉今日在东京大学完成并发布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学院期间的老师藤野先生追忆鲁迅文章《谨忆周树人君》的全新译本，引发中日文化学界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该散文原为藤野先生晚年回忆其学生鲁迅（原名周树人）的珍贵文字，记录了两人跨越民族与时代的师生情谊。贝拉的翻译与整理，被视为对鲁迅精神的一次当代传承与文化再发现。

百年师生记忆被重新唤醒

《谨忆周树人君》是藤野严九郎回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与中国留学生周树人的一段往事。文中描述，年轻的周树人因日语尚不熟练，课堂笔记常有缺漏，而藤野先生每次课后都会仔细替他修改与补充。

这一看似普通的举动，却在日后被鲁迅铭记终生。

藤野先生在文章中回忆：“他说我是他的‘唯一恩师’，然而我所做的，不过是改过几页笔记而已。”

在鲁迅后来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中，这段经历成为重要精神记忆。他在散文《藤野先生》中记录了这段跨越民族偏见的人性温暖，使藤野先生成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形象。

贝拉说翻译不仅是语言，更是精神的传递

此次译本由作家贝拉在东京大学完成。她在发布时表示，重新翻译这篇散文，并不仅仅是学术性的文本工作，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接力。

贝拉指出，在20世纪初东亚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尊重与帮助，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民族偏见的人文精神。

“藤野先生只是改了几页笔记，却在鲁迅心中成为一生铭记的恩师。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与文明，并不在宏大的话语，而在具体的人与人的尊重。”

她认为，鲁迅精神不仅是文学上的批判与启蒙，更是一种对人性尊严、知识良知与社会责任的坚持。

这是中日文化记忆的再连接。学界认为，此次翻译发布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它重新呈现了藤野先生视角下的鲁迅形象，让公众看到鲁迅青年时期的真实状态——并非天才式人物，而是一位努力记录、不断学习的普通学生。

其次，这篇散文本身也是一段珍贵的中日文化记忆。在文中，藤野先生回忆当时日本社会仍存在对中国人的偏见，而他因少年时代学习汉文，对中国古代文化怀有敬意，因此对周树人保持尊重。

这种跨文化的理解与善意，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启示。评论人士指出，贝拉在东京大学完成这一译作，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

鲁迅当年曾在日本求学，而百余年后，一位华裔作家在同样的学术环境中重新整理这段历史，让鲁迅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再次被世界阅读。这不仅是文学翻译，更是一种精神延续：

对知识的尊重

对师道的铭记

对跨文化理解的坚持

正如贝拉所言：“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并不仅因为他写下锋利的文字，更因为他始终记得谁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尊重与光亮。传承鲁迅精神，就是守住这种对真理与人格的敬意。”

随着译本的发布，《谨忆周树人君》这篇跨越百年的师生回忆，再次成为连接中日文化与文学记忆的重要文本。

在东京大学春日的校园里，一段关于尊重、教育与文学精神的故事，被重新讲述。       

附《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先生 著    贝拉译

那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了，记忆已有些模糊。

我从爱知医学专科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情。记得在我任职两三年后，学校里来了一位中国学生。
他叫周树人，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是留学生，他不必考试，他同一百多名新生和三十余名留级生一起听课。
在众多学生里，周君并不显眼。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看起来倒颇机敏，只是脸色有些苍白，似乎身体不甚强健。

那时我讲人体解剖学。讲课的时候，我常看见他低着头匆匆地写字，笔记做得很勤快。然而我也看得出，他能听懂的恐怕不多。那时他的日语并不好，许多话大概未必懂得意思。于是每次下课后，我常把他的笔记拿来看一看。
有些地方漏了，有些地方错了，我便替他补上或改正。这些寻常事对
教书人，大抵都会这样做吧。细细想来，那时在仙台的中国人只有他一个。
东京尚且有同乡聚集，这里却连一个可以说母语的人也没有。一个青年人孤零零地坐在教室里，听着并不完全懂得的话语，大概是很寂寞的。但我记得，他总在认真地记笔记。至于成绩，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当年的记录早已不存。在我的印象里，他并不是特别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空崛街买了一所房子。
他也来过几次，但记忆不深了。如果我的妻子还在世，大约能说具体一些。后来我的长子藤野达在福井中学读书。
他的汉文老师菅先生对他说：“书上写到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给他看。如果真有那些事，不妨也给我们讲讲。”儿子拿回了周君的书，记得是佐藤春夫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菅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菅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文学家。菅先生去年去世了。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我是后来才知道，周君在仙台只读了一年便辍学了。现在回想起来，他当初学医，大概本就不是为了医术本身。他离开时曾到我家告别。后来又听说，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住所的墙上。
这使我既高兴，又感到惭愧。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把照片给了他。
若是毕业生，我们总会一起合影；但我和他却没有拍过合照。

那张照片，大约是从别处得来的。
也许是我妻子给他的。他在文章里写到了这件事。
被他这样一写，我反倒也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了。

他说我是他的“唯一恩师”。
然而我所做的，不过是改过几页笔记而已。对这样的赞誉受之有愧。

他来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之后。
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社会上轻视中国人的风气却并没有消失。有人把他们叫作“梳辫子的和尚”，仿佛这样便可以证明自己的优越。

在学校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看周君时，总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好像他是从别的世界来的。

我因少年时代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古代贤者一直怀着敬意。因此我觉得，对来自那个国家的人，应当多一些尊重。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觉得我特别亲切吧。

后来听说，他在小说里，在朋友面前，都提到过我。
如果我能早些看到这些文章，或许会写信给他。又听说，在他临终前，还曾打听我的消息。
若是那时我们能够重新联系，他大概会很高兴。只是世间万物总留遗憾：
等想起时，往往已经太晚。

我现在住乡下，离外面的世界很远。
对于文学，更是一无所知。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死讯，我忽然想起这些往事。
原本模糊的记忆，仿佛被轻轻擦拭，又渐渐浮现了。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生活如何。
他有没有留下孩子？

我在这里，向这位把微不足道的师德当恩情的学生致以深深的悼念。
愿他的家人平安。倘若在天之灵仍能感应人间的牵念，那么我希望他能知道：在日本一个偏僻的乡村里，曾经教过他解剖学的一位老人，
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在课堂上低头写字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