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质量发展”从国家战略走向产业实践,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郎丽的设计几乎无处不在:从图书馆与基金会,到艺术与传媒学院、体育与运动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学院等院系的标识与视觉形象设计,再到“启功教师奖”“四有好老师”等重大奖项的奖杯与奖牌设计,以及120周年校庆标志与整体视觉系统设计。
这些跨越不同空间与层级的设计,并非彼此独立的成果,而是在统一结构之中持续展开的视觉实践。通过长期推进与不断累积,它们逐渐建立起内在关联,最终构成了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校园视觉体系。
与多数高校依赖专业设计团队进行阶段性视觉建设不同,这一体系并非一次性规划的产物,而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教学与实践中,由北京师范大学首位视觉传达设计方向专业教师郎丽持续推进、逐步建构而成。设计在这里不再是单个项目的完成,而成为一种持续生长的系统性过程。
其一,以结构为基础组织视觉关系
郎丽的设计,并不从风格出发,而是建立在对“关系”的理解之上——图形之间如何形成秩序,信息如何被清晰传达,空间如何参与视觉组织。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持续梳理与建构,设计获得了稳定的内在逻辑,也因此能够在不同语境中保持一致与可读。
这种结构性的思考,使视觉不依赖表层形式的变化,而建立在可被反复使用的组织方式之上。在图书馆主楼大堂的设计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个承载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间,大堂中的视觉元素不仅承担信息传达的任务,更参与空间秩序的形成。标识系统、版面组织与空间结构之间形成紧密配合,使整体呈现出清晰而连贯的视觉逻辑。
与此同时,公共环境中的文字设计也被纳入这一结构体系之中。文字不再只是信息的载体,而通过版式节奏、视觉密度与阅读路径参与空间组织,成为连接信息与空间的重要媒介。视觉、文字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由此被重新整合,使设计在不同层面上保持统一的逻辑基础。
这一方法的形成,与她在中央美术学院期间的学习密切相关。她师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景观设计总监王敏教授,接受现代设计理论与视觉结构方法的系统训练;同时,在字体与视觉系统层面亦受到韩国设计师安尚秀的启发。这些不同来源的学术资源,使她逐渐形成以结构与关系为核心的设计认知,并在后续实践中不断深化。
在教学中,这一结构方法同样被转化为可传递的内容。通过引入真实项目与过程分析,她引导学生理解设计中“关系”的作用,使设计不再停留于表层样式,而成为一种可以被理解与掌握的组织方式。 其二,以系统为方式建立整体秩序
随着校园视觉项目的不断展开,单一设计的独立完成已难以支撑整体的连续性。如何在不断扩展的对象中保持一致性与关联性,成为设计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郎丽逐渐以“系统”作为方法,将分散的设计对象纳入统一框架之中。自2007年图书馆标识设计起,基金会标识、体育与运动学院标识、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标识等项目陆续展开。这些设计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在结构上彼此呼应,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
这种系统性的建构,使设计不再是一次性的成果输出,而成为一个可以持续运行的机制。不同院系、不同层级、不同媒介中的视觉内容,在统一框架中获得清晰的位置与关系,从而构成一个具有连续性与可延展性的视觉体系。
2022年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视觉形象系统,是这一方法的集中体现。该系统需要在多种媒介与复杂场景中保持一致,同时具备足够的适应能力。通过结构与规则的统一,视觉元素得以在不同语境中灵活展开,并在变化中维持整体的稳定性。
这种以系统为核心的设计方式,也逐渐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多所高校在视觉建设中开始借鉴其结构方式与系统思路,使设计的影响从具体项目扩展到方法层面。
在教学中,系统同样成为重要的认知框架。学生通过参与连续性的项目训练,逐渐理解不同设计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建立起整体性的思考方式。这种训练,使设计从单点技能转化为系统能力。
其三,以时间为维度生成文化意义
如果说结构与系统构成了设计的基础,那么时间则赋予设计以更深层的意义。
在郎丽看来,设计的完成并不发生在交付的瞬间,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实现。只有在被反复使用与持续出现的过程中,设计才会被识别、被记忆,并逐渐转化为文化的一部分。
以北京师范大学的“木铎”为例,这一形象并不仅存在于徽章或文件抬头之中,而是以雕塑、道路命名与公共表达等多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校园空间之中,成为被不断感知与确认的象征。校史研究中指出,“校训碑”与“木铎金声”雕塑分别指向学术规范与精神使命,这种在时间中持续强化的视觉与意义关联,使“识别”不再只是形式判断,而转向对共同价值的维系。
“启功教师奖”“四有好老师”等奖项的奖杯与奖牌设计,正体现了这一时间维度的作用。这些设计在每年的重复呈现中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视觉认知,并在持续使用中积累起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代表具体的荣誉,也承载起更广泛的文化内涵。
同样,校庆视觉系统的影响也并未止于活动本身,而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中持续发挥作用。其结构方式与系统逻辑在后续实践中不断被引用与转化,使设计从一次性事件转向持续性的文化表达。
在这一过程中,设计逐渐超越了形式层面的存在,进入到文化生成的层面。视觉不再只是“被看到”的对象,而成为一种在时间中不断累积的认知结构,并在集体经验中获得稳定的位置。
因此,设计并非在“做漂亮”,而是在时间中持续维护一种被共同认知的文化结构。
在北京师范大学,这种以结构、系统与时间为核心的设计路径,已经转化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整体状态——一种在空间中展开、在时间中积累的视觉与文字共同构成的秩序结构。
这种秩序并非一次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持续实践中逐渐形成。
而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基金会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少儿美育中心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标识设计(设计者:郎丽)

“四有好老师”奖杯设计(设计者:郎丽)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图书馆大堂空间设计(设计者: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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