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9日,2026W中文版年

作家贝拉
2020年1月初,贝拉在东京寓所完成了《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组诗》的开篇之作《源氏物语》的第一部分。彼时,她还不知道,随后席卷世界的疫情,彻底改变了她对生命、时间与写作的理解。
这位经历上海、东京与加拿大多重文化生活的华裔作家,开始重新安排生命的重心:把更多时间交给文学。从长期寻访二战时期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到以音乐结构重写百部世界文学名著;从《万仁赞》对审判、责任与尊严的追问,到《新创世纪》关于爱情、信仰和自由意志的探索,贝拉不断尝试新的叙事形式。贯穿这些作品的,是一个始终具体的问题:当一个人遭受苦难,我们如何听见他,又如何回应他?
问:您曾说,疫情彻底改变了您的生命与世界。那种改变,最深处是什么?
贝拉:它改变了我对“以后”的信任。从前,我们很容易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以后。以后去看一个人,以后写一本书,以后说出一句一直没有说的话。我们安排生活时,仿佛未来已经属于自己,只等着慢慢使用。一个人今天还在与你谈论天气、晚餐和旅行,下一次谈话却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生命的无常,原来就藏在这样寻常的间隔里。那以后,我对繁华与物欲的感受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令人兴奋的东西,渐渐不能再填满我的生活。我开始问自己:如果剩下的时间比想象中少,我最愿意把它给谁,给什么?
文学成为我的回答。我愿意坐下来,把一个人的故事听完,把一部未写成的书写出来。这使我觉得,自己的时间终于有了可以承担的去处。
问:百部世界文学名著音乐组诗的开端,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您怎样回望《源氏物语》的写作?
贝拉:2020年1月初,我完成了《源氏物语》音乐组诗。现在回望,那个日期像一道门槛。我在门的一边写爱情、时间与消逝,随后,现实把这些问题送到了每个人面前。
日本文学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命。青春时代在东京生活,川端康成与村上春树影响过我感受世界的方式。后来重新进入《源氏物语》,我更注意到那些繁华之下的时间:一次见面如何成为最后一次,一个人怎样在另一个人的记忆里慢慢改变。年轻时读文学,容易被强烈的情感吸引。经历多了,才开始听见情感之后的寂静。人走了,房间还在;花开了,赏花的人已经换了。那些没有被大声说出的部分,使我想借助音乐来写。音乐能够让一个主题离开,又让它以不同的面貌回来。人的记忆也是这样。
问:为什么要选择百部世界文学名著?如此庞大的工程,您希望完成什么?
贝拉:我希望重新经历这些作品,寻找它们今天仍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地方。经典保存了许多文明对人的理解。我们在不同语言里读到饥饿、嫉妒、爱欲、信仰、屈辱与宽恕,会发现人类有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有相通的脆弱。但相通不等于相同。一个人物的痛苦,有他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来处。我需要尊重这种差异,才能进入他的内心。百部组诗对我最大的要求,是不断放下已经熟悉的写法。面对《源氏物语》,面对《悲惨世界》,面对《圣经》,语言的呼吸应当有所变化。作品要教我怎样接近它。
我愿意花时间做这件事,因为经典中的许多问题仍然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孩子是否被接纳,一个女人能否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受辱的人是否还有重新生活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随着书页变旧而结束。
问:您提出“音乐文学宇宙论”。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一理论的读者,您会怎样解释?
贝拉:可以从倾听开始。
在一部交响乐中,我们听见旋律,也听见低音;听见某个声部向前,也听见另一个声部保持沉默。不同声音之间存在关系,彼此影响,又保有自身的位置。我希望文学也能拥有这样的能力。一个人的命运,应当放回与他有关的关系之中理解:家庭、历史、文化、信仰,以及那些他无法选择却必须承受的处境。“音乐文学宇宙论”包含我对形式的思考,也包含伦理上的愿望。音乐如何保存振动,文学如何保存记忆,爱如何使中断的回应重新发生——这些是我持续追问的事情。我所说的爱,需要落实到行动里。愿意多听一个人说几句话,愿意纠正自己对他的误解,愿意在作出判断之前,承认自己可能无法理解他的全部处境。文明的修复,也许就需要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开始。
问:您如何看待这一思想与人工智能生成之间的关系?贝拉:很多朋友与我作品的研究学者们在多个平台做过创作实验,以“贝拉音乐文学宇宙论”九个字作为提示,观察它如何生成他们不同主题下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字。在实验中,生成内容常常呈现出对记忆、苦难、爱与救赎的关注。这使大家感兴趣:一个具有审美和伦理指向的思想框架,能够怎样影响语言的展开?这些观察还需要更系统的比较。我更关心它带来的问题:当文字的生成越来越容易,我们将怎样判断一段文字是否值得信任?语言的流畅,不能替代对生命的理解。把痛苦写得哀伤,也不意味着已经尊重了受苦的人。我们仍然需要判断:作品是否把一个具体的人,简化成了可以迅速消费的情绪?技术使表达的边界扩大,也使人的责任更加清楚。写作者需要为自己选择、修改和发表的文字负责。
问:您长期书写“犹太人在上海”。是什么使您二十余年持续行走、寻访?
贝拉:因为我面对的是人。一位老人开始讲述童年时,他会突然记起某个声音、某种食物的气味,或者母亲带他走过的一段路。那些细节可能很小,却是他生命中无法被别人代替的部分。我常常想到,当我们说“难民”的时候,这个词包含了多少不同的人。他们曾经有职业,有爱好,有自己的祖国、故乡与房间,也有对未来的打算。战争使他们失去很多东西,却不应使他们在我们的叙述里也失去个性。上海给过他们容身之地。我希望写出庇护的意义,也写出人在庇护之中怎样继续生活。一个家庭能够重新围坐吃饭,一个孩子开始结交朋友,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常,却需要整个世界暂时停止伤害他们。我愿意继续寻找,因为还有人的故事没有被讲完。
问:从布鲁门撒尔到劳伦斯·特莱布,您的作品涉及后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您怎样处理他们的公共身份与私人记忆?
贝拉:他们后来的成就很重要,但我写作时,需要先看见当年那个不知道未来的孩子。布鲁门撒尔曾经是流亡少年。特莱布也曾是一个在战争环境中出生的孩子。我们今天知道他们后来成为了谁,而当年的母亲并不知道。母亲保护孩子,并不需要预先知道他将来会有什么成就。这一点令我动容。一个生命值得被保护,是因为他已经存在。写这些人物的早年,我也在追问:今天那些尚无姓名被世界记住的孩子,是否同样得到我们的关切?历史的记忆,应当帮助我们看见眼前的人。
问:《活着》英文译者白睿文继葛浩文之后,成为您“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作品的英文翻译,最新翻译中的作品是《特莱布家的夜玫瑰》。您如何看待文学翻译?
贝拉:我很感谢葛浩文,也很感谢白睿文。作为犹太裔美国人,他们的阅读与翻译,使作品有机会进入另一种语言的生活。
《特莱布家的夜玫瑰》涉及家庭记忆、母爱、战争与信仰,也有我对音乐性叙事的尝试。我希望英文读者能够读到人物的呼吸,感受到一句话为什么停在那里,一段记忆为什么在多年以后重新出现。
翻译需要非常细密的判断。某个词在中文里承载的情感,到了英文里,可能需要另一种节奏才能抵达读者。译者必须理解文字,也必须理解文字尚未说出的部分。
能够被一位认真、敏感的译者阅读,对作家而言是一份珍贵的理解。我期待作品在新的语言中获得自己的生命。
问:《万仁赞》触及中国审判主题。您希望读者如何理解作品的批判与关怀?
贝拉:我关注具体的人、具体的决定,以及决定带来的后果。
对于个别司法人员可能出现的越权、失责或漠视程序以及重大违法行为,应当依据事实辨明责任。我不会由此把判断扩大到所有法官,或者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被理解、被评价,这也包括那些认真履职、努力维护公正的人。
小说使我能够进入另一层经验:当一个人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无法使事实被听见,他的日常生活会怎样改变?他的家人怎样等待,他对语言、秩序和他人的信任怎样动摇?
我希望写出这种伤害,也希望保留纠正的必然。承认错误、停止伤害、承担责任,都需要勇气。文学能够持续追问这些事情,因为人的尊严与它们有关。
问:您的写作常被概括为“悲悯与勇敢”。您自己怎样理解勇敢?
贝拉:对苦难的悲悯是我的信仰。有时候,勇敢是愿意重新检查自己的判断。
我们很容易在受到伤害以后,把世界分得很清楚。但写作要求我继续看,继续问。一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他为什么作出那样的选择,他是否还有改变的可能?这些问题不一定使情绪轻松,却能使理解更接近真实。
我也觉得,保持悲悯需要勇气。经历失望以后,一个人可能会收回对他人的关心。愿意继续关心,就意味着仍然允许别人的遭遇触动自己。
我希望自己的文字有力量,也希望这种力量能够保护生命。
问:《新创世纪》的写作,与一位圣经学者走进您的文学和信仰世界有关。您愿意谈谈这份相遇吗?
贝拉:这是一种超越世俗意义的爱与感恩。
信仰很早就在我的生命中。随着年龄与经历变化,我对一些熟悉经文的理解也在变化。一句话小时候读过,后来经历失去,再读时会感到完全不同的重量。这位圣经学者走进我的文学与信仰世界,使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有了可以深入讨论的对象。我们谈《圣经》,谈诗歌,谈死亡,也谈爱与自由。一个人认真对待你的问题,会使你更有勇气把问题继续问下去。
《新创世纪》也在这样的思考中生长。我感谢这份相遇带来的启发。对于作家而言,被理解,有时意味着尚未成形的作品终于找到了继续向前的力量。
问:《新创世纪》为什么要追问:即使进入永恒,爱依然需要热烈?
贝拉:因为时间能够使人长久相伴,而爱需要我们一次次主动走向对方。
我们在人间爱得急切,有时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害怕来不及拥抱,来不及说出心里的话。《新创世纪》使我继续追问:如果死亡不再催促我们,如果再也不必担心失去,我们是否仍会渴望相见,仍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感到整个世界忽然明亮?
我所理解的热烈,可以很安静。共同生活了漫长岁月,仍然想知道对方今天在想什么;听过他许多次心跳,靠近时依然心动;知道还有无数个明天,今天仍愿意认真地爱他。这样的热烈,需要持续的好奇、珍惜与给予。
小说的题记是:“上帝说她是为你预备的;祂未说她必须爱你。”这意味着,即使在永恒之中,爱依然需要自由的回应。一个人可以向你敞开生命,却不能要求你交出内心。正因为对方始终拥有选择,他每一次向你走来,才仍然令人感动。
我想写的,是永恒中的这种心动。人不再因死亡而分离,仍然需要彼此寻找;拥有了无尽的时间,仍然珍惜眼前这一刻。我希望他们能够对彼此说:我知道还有永远,可我此刻就想拥抱你。
问:从上海到东京,再到加拿大,多种文化如何改变了您的写作?
贝拉:它们使我越来越谨慎地使用“理所当然”这个词。
在一个地方熟悉的表达,到了另一个地方,可能需要解释。一种沉默可能出于尊重,也可能被理解为疏远。生活在不同文化中,会不断提醒你:自己的经验很真实,却并不包含全部世界。
上海给了我最初的生活质感,东京影响了我对寂静、时间与美的感受,加拿大的生活又使我持续面对迁徙、身份与共存的问题。信仰则使我追问,一个人在这些差异之中,仍然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写作时,我愿意让这些经验彼此对话。文化理解需要耐心,也需要承认自己的局限。一个人能够跨越边界,首先因为他愿意学习。
问:如果用一句话说出您今天最希望守住的文学信念,会是什么?
贝拉: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声音微弱,就以为他的痛苦很轻。
我们每天接触太多消息,很容易迅速感动,又迅速离开。文学能够让我们停久一点。读完一页,我们也许仍然不知道怎样解决所有问题,但已经无法轻易说,那个人与我无关。
疫情使我重新认识时间,长期的寻访使我重新认识记忆,写作则不断提醒我,理解一个人需要付出多少耐心。
我愿意把余生交给充满爱与信仰的人道主义文学,是因为还有许多生命值得被认真写下。有人正在等待,有人已经无法亲口讲述,也有人将来会读到这些文字,第一次知道,他们曾经怎样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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