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中国立国形势的独特性与发展方向

一、文明的“立国形势”

人类主要文明国家在应对自然与社会问题的历史进程中，都会形成各具特色的价值理念与社会制度，钱穆先生称为“立国形势”，历史上这些国家的国运兴衰往往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里试做立国形势的简单比较以管窥中国的独特性。

1、古罗马。古罗马帝国是以部落联盟为底色的军事帝国，据罗马为中心、挟武力征服管控四境，繁荣未及百年就内有藩镇割据之忧，外有蛮夷入侵之患。

2、英国。英联邦帝国是以商业利益为纽带与行事规则的经济帝国，凭恃工业革命的伟力，以自由贸易为手段，以达尔文主义为理据，也曾构筑一个“日不落”的经济帝国，后经两次大战摧残，经济实力一落千丈，联邦亦随之分崩离析。

3、美国。20世纪前后崛起的美国更多是一文化帝国，作为基督教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现代继承者，美国以“己欲立而立人”的普世态度俯视与改造世界，倚靠强大的经济军事势力推广复制美国版本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若遇与其价值理念悖逆者，便以经济、武力等手段摧折之。

4、中国。较之罗马、英伦、美利坚与其他狭小民族国家，传统中国的立国形势是以“天道人伦”为核心价值理念构筑而成的“文化体”，于自然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于人世推崇“亲亲、贤贤、尊尊、长长”。如钱穆先生所言，传统中国的立国形势不是以狭小地域为中心凭武力、资本、价值强加或兼而有之的方式征服四方加以统治，而是各部分基于对共同文化理念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共建国家。其特点在于崇尚文教，“不立疆域”，秉持“近者悦、远者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化育播迁天道人伦的理念，使之同敬天地，共拜祖先，渐次消灭相互畛域，溶合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秩序或者说“天下体系”；所谓“政教所及皆为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与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

二、中华文化体的生命力

1、亘古的文明。纵览人类文明史，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希腊、罗马等文明都已经尘埃湮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时间、空间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基辛格博士曾十分羡慕地写到，“今天十几亿人仍在使用直接从商代延续下来的书写体系，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不得不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基辛格博士这样的西方精英眼里，中华文明是极具特色的，“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即便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中，中国也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的既有国家”；他盛赞“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

2、自我修复能力极强的文明。若就地理、水文、民族构成而言，中国的复杂程度较欧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欧洲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四分五裂，至今依然是碎片化的状态，中间几次试图统一都归于失败，而中国却历经多次分裂都能复归统一。基辛格博士曾感慨，“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彷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府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其内瓤在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立国形势，其奥秘就在于士绅群体及其主导守护的伦理家族组织，代表道统的士绅群体与承载血统的家族组织是中华文化体的底色，使之能抵御上层的王朝更替与政统更迭，并迅速修复残破的政治社会体制。台湾学者柏杨先生也曾就汉字（中华文明的标识）感概，“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华夏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虽然长久分裂，都一直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

3、缺乏挑战的文明。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很少主动与其他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打过交道，在19世纪之前，也从未遇到过另一个具有巨大资源的文明中心的挑战。如基辛格博士所言，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中亚无垠的荒漠（东南的汪洋大海：作者加），隔断了中国与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波斯之间的交流。中国的光荣与孤立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结果造成了中华文化一种独特的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933年来华授课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领军人物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一个“成型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

4、“文化同化”。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圈时期，作为东方世界强势农业文明的中国，对周遭的游牧部族小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虽多次遭遇周边游牧民族的挑战，但后者无一不被中华文化体吸收同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如茅海建教授所言，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化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方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华文化就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诸国；即便到北宋之后，中国已经不具备俯视四裔的能力，蒙古、女真等也不再像之前的游牧部落那样仰视中华文化，但它们也完全不具备变革中华文化的能力。

5、近代的磨砺。直到近代转型，传统的士绅群体与新式知识分子完成精英轮替之后，“天下为己任”的士绅精神依然是中华文脉延续的的生命之源。基辛格博士感言，19世纪的西方世界高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帜，对全球施行残酷的殖民扩张，中国之外的其他目标国家无一不是沦为殖民地，唯有中国面对列强的胁迫蚕食，凭借着坚韧的文化自信、李鸿章等外交家以夷制夷的策略及折冲樽俎的能力，竟然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勉力维持一个中央政府，并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的道德和领土遗产，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中美的自我认知及其世界观的差异

中美两国是当代世界和平与全球福祉的关键，美国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伟大复兴不可回避的话题与必须逾越的高山，所以有必要就双方的立国形势作一比较。

1、中国与美国一样，都不是欧洲列国那样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基于经济、政治成就及人民蓬勃的能力与自信，两国都曾达到极高的国际地位，都自信本国的信仰价值具有独特性与普世性。

2、历史上可见的文明大国，包括今天的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与社会体制普世适用，但唯有中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其语言文化与政治体制是其文明的标志；而且四周的邻国也一直承认这一观念，这从国家称谓上即一目了然，其他国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征命名，而中国却称自己是中国，“中央之国”。

“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一直占据着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皇帝高踞一个涵盖域内的政治等级体制的顶峰，其他国家的君主理论上都是他的诸侯。”……“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中外枭雄竞相逐鹿中国，一俟统一或征服它后，即从中国的首都号令天下，对中国乃至宇内之中心这一前提从未有过任何异议。”

到1863年即在清政府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皇帝写给美国总统林肯宣扬中美友好的信件中依然自诩：“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

3、美国的例外主义是典型的基督教“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自建国以来美国就执着于传播这些所谓民主自由国家的价值理念，这是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国家驱动力。

4、近代西方列国并立的国际秩序也是历史使然。如基辛格博士所言，“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制度解体，产生了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罗马天主教也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教派。均势外交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结果。没有一国足够强大，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国，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具有足够的权威，从而能畅行天下。”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也就成为国际法与外交的基础。

5、“中国的例外主义式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古代中国认定自己是文化的优越者，其国家战略是依据其文化独特性，通过文化渗透同化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古代中国也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世界性的作用，但它从未宣扬国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而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附属国上，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让诸如朝鲜、缅甸等藩属承认中国的上国地位，至于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远方蛮夷，如欧洲人，中国人也以礼相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也没有兴趣让这些蛮夷皈依中国文化。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四、理想新中华与世界新文化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曾告诫时人，未来的世界秩序不是中西非此即彼的问题，它应当也必须是东西文化的合流。世界新文化的凝练，不是某个国家或文明的事，也不是“谁化谁”或“与某个国家接轨”的问题，而是世界的总体问题；它意味着中国问题要在总体世界中得到解决，更意味着世界问题要融合中国的要素才能完满。钱穆先生的论断点破了中华文化体在世界列国时代的价值、机遇与使命。

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历史，是欧美引领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一“西方历史时期”行将结束，东方要素参与的全球新时代正在到来。在新全球时代，谁能创造性融合中西文明的精华，缔造适合新世界的价值观念与政社体制，就能占据新时代的文明高峰。这对深度融入全球秩序，但仍在求索理想新中华的现代中国十分重要。

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中国现代化越往前，就越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西方的历史传统与优缺点，找到双方契合之处。当下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无疑更有国家实力与文化自信重新思考新中华文化的建制与世界价值，着眼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重铸世界历史，缔造既为国人遵从、也为列国景仰的新中华文化，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成就提供坚实的基础。

（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琴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