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美国前财长回到上海，贝拉二十多年以文学追寻二战上海犹太难民

百岁的布鲁门撒尔回到上海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赞誉贝拉“上海三部曲”；从《舟山路59号》到《海上金殿》，一位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向世界保存故乡的文明记忆

【国际文化新闻·2026年10月】

百岁高龄的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近日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对于这位曾在二战时期逃离纳粹德国、辗转来到中国的犹太老人而言，这次旅程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寻访上海。10月19日，布卢门撒尔在上海纽约大学与师生交流，回忆近九十年前的流亡岁月。他坦言，随着年龄增长，此行可能成为自己最后一次重返这座深刻改变其命运的城市。

几乎与此同时，加拿大华裔人道主义作家贝拉（Bei La）历经多年史料搜集与文学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舟山路59号》，再次使布卢门撒尔家族的上海岁月受到关注。更鲜为人知的是，贝拉在追寻这段历史时，还找到布卢门撒尔全家初抵上海后的第一处居所——艾琳别墅，并将这一历史空间写入自己的文学世界。

一个世纪的人生即将走向暮年，一座城市的历史却仍在不断被重新发现。布卢门撒尔的百岁归来，与贝拉二十余年寻访世界各地犹太难民及其后代的文学道路，形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史呼应。

一、百岁归来：上海是他一生无法告别的城市

1939年，13岁的布卢门撒尔随家人逃离纳粹德国，抵达上海。彼时的欧洲正陷入战争阴影，大批犹太难民失去家园，上海成为他们能够寻找生存机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从1939年至1947年，布卢门撒尔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具决定性的少年时代。贫困、战争、文化差异与难民生活，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理解，也影响了他此后的职业选择。

离开上海后，他前往美国求学，后来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并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1997年至2014年，他担任柏林犹太博物馆创馆馆长，长达17年，致力于保存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这位曾参与国际经济与外交事务的美国政治人物，始终没有忘记上海给予他的另一种教育：在失去熟悉的语言、社会地位与生活秩序之后，人仍然必须学会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必须学会理解不同文化中的他人。

此次上海之行，布卢门撒尔在家人陪同下重访少年生活的地点，并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他在上海纽约大学介绍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新作《面具之城：我所认识的七个上海》（City of Masks: The Seven Shanghais I Have Known），将亲身记忆与历史小说相结合。

从1939年的流亡少年，到2026年的百岁作家，布卢门撒尔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见证了上海的巨大变化。而那些已经消失的街道、房屋与邻里关系，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深处。

二、《舟山路59号》：贝拉为布卢门撒尔家族寻找完整的上海

在贝拉创作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长篇小说中，《舟山路59号》以布卢门撒尔家族的战时经历为重要历史线索，重现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虹口地区的生存处境。

小说并不从布卢门撒尔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显赫身份展开，而是回到1939年，一个失去故乡的少年第一次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刻。

在欧洲，他曾经拥有熟悉的语言、学校与家庭生活；来到上海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拥挤的街道、陌生的气候、不同的饮食、难以理解的语言，以及战时城市的贫困与不安，共同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另一种世界。

贝拉在长期寻访中，尤其关注布卢门撒尔一家初抵上海时的居住经历。根据作者提供的寻访资料，她追踪到这个家庭在上海最初落脚的艾琳别墅，并围绕这一地点展开了进一步的历史书写。

一栋老房子的意义，远远超过建筑本身。对于流亡者而言，抵达陌生城市后的第一个住处，往往意味着生命从危险中暂时获得庇护，也意味着失去故乡之后，重新学习如何生活。

在《舟山路59号》中，贝拉将犹太难民的命运置于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欧洲的宗教传统与东方的城市文化、难民的乡愁与中国居民自身的战时苦难，在同一条街道上相遇。不同民族的人们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彼此的语言，却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最朴素的联系。

这也是贝拉始终坚持的文学视角：战争史不应只有国家、军队与政治人物，还应当保存那些在历史夹缝中求生的普通家庭。

三、赵启正赞誉贝拉：让世界重新凝视上海的灵魂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原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教授长期关注上海城市历史、国际文化交流与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他对贝拉文学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上海土生土长的女儿贝拉以‘上海三部曲’的文学笔触挖掘了伴随着黄浦江潮声的历史脉络，助力海内外读者跨越文化障碍，重新凝视了‘海纳百川’的上海灵魂。”

这一评价曾见于2026年6月的公开文化报道。

贝拉的“上海三部曲”从历史灾难、现代文明伦理与都市文化记忆等不同维度，探讨上海与世界之间的精神联系。

而贯穿贝拉更长时间创作生涯的“犹太人在上海”系列，则将这座城市的人道主义传统置于世界战争史与流亡史的背景之下。

二战期间，上海自身同样承受着战争与贫困，仍成为约一万八千名逃离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的避难地。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在艰难条件下共同生活，留下了跨越民族与宗教界限的历史经验。

在这一意义上，赵启正所强调的上海“海纳百川”精神，不仅是一种城市文化品格，也是一份具有世界意义的人道主义遗产。

贝拉以文学保存这段历史，所做的并不是简单重复已有的难民叙事，而是将上海人的善意、犹太家庭的坚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扶助，转化为国际读者能够感受的生命故事。

四、二十余年寻访世界：她为故乡保存一份人类共同记忆

贝拉出生于上海，曾在东京求学，后来移居加拿大。长期跨越东方与西方的生活经历，使她对流亡、迁徙、文化归属与历史记忆形成了特殊的文学敏感。

二十多年来，她持续寻访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难民及其后代，追踪他们从欧洲逃亡上海、战后再度迁徙至北美及其他地区的生命轨迹。

她关注的不只是档案中留下姓名的历史人物，也包括那些未曾进入公共历史叙述的普通人：等待亲人归来的母亲、在贫困中维持尊严的父亲、第一次听见中国方言的欧洲孩子，以及战后带着上海记忆离开中国的难民家庭。

这种长期而持续的文学工作，逐渐形成贝拉“犹太人在上海”十部系列作品的创作规模。

从《魔咒钢琴》《幸存者之歌》《海上金殿》，到《舟山路59号》《特莱布家的夜玫瑰》及其他相关长篇小说，贝拉试图以不同家庭、不同年代和不同艺术形式，构筑一部关于上海与世界的跨文明生命史。

她的写作还延伸至音乐、电影与交响乐式文学结构。《魔咒钢琴》曾由奥斯卡获奖编剧罗纳德·哈伍德改编为电影剧本，《幸存者之歌》被改编成法国歌剧，这些长篇小说均由汉学家葛浩文为英译。贝拉也由此逐渐形成以文学与音乐共同表现历史创伤、情感伦理和文明修复的“音乐文学宇宙论”。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文学不仅承担记忆的功能，也承担理解他人、修复人与人之间精神裂痕的可能。

对于一位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上海女儿而言，这份坚持尤其具有意义。她从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曾经在上海获得庇护的人，又通过文学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带回故乡，最终再以不同语言将上海的人道主义历史传向世界。

五、从上海的人道主义高地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仍然面临战争、难民危机与文明隔阂，二战时期上海接纳欧洲犹太难民的历史，因此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

它提醒人们，文明的价值并不只体现于经济繁荣、科学进步与城市建设，也体现在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陷入困境的陌生人。

贝拉二十余年的文学追寻，正是将这种历史经验转化为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情感记忆。她所强调的文明修复，不是抹去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人类共同拥有的悲悯能力。

这也使她的文学创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形成深层呼应：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人们，虽然拥有各自的历史，却共同面对战争、死亡、流亡、失去与爱的命题。

据悉，贝拉“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作品的部分章节可通过《华人头条》阅读。随着相关作品的国际翻译与传播持续推进，这段特殊的上海历史也将有机会抵达更多不同语言的读者。

百岁布卢门撒尔重返上海，或许是他与这座城市最后一次面对面的重逢。但在贝拉的文学中，他和无数曾经生活于上海的犹太难民，仍然拥有另一种归来的方式。

一位老人用一生记住上海，一位作家用二十余年寻找他们的记忆。

而上海留给世界最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正是证明人类即使身处战争与苦难，仍然能够为彼此保留一处生存的空间。

贝拉造访葛浩文在丹佛的家

中国日报